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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国古代人物-南宋名相吴潜

2011/7/4 8:50:00 人评论

 

浩然千秋
——记南宋名相吴潜
华和平
 
吴潜,号履斋,字毅夫。出生于宁国东乡云梯村,吴柔胜季子(关于其出生时间历史记载不一,宋史记载为1192年,吴氏家谱记载为1195年)。嘉定十年(1217)进士第一,为科举时期宁国县第一个状元(也是宁国历史上唯一的状元)。先后授任承事郎、签镇东军、广德军判官、秘书省正字、嘉兴府通判、朝散郎、尚书佥部员外郎等职。淳十一年(1251),提任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宝三年(1255),授沿海制置大使兼庆元知府。开庆元年(1259)封“崇国公”,任醴泉观察使兼侍读。同年,吴潜第二次任相:左丞相兼枢密使,进封“庆国公”、“许国公”。景定三年(1262),卒于循州。德元年(1275),宋恭帝念其生前竭尽孤忠,诏令给予平冤昭雪,恢复原官,赠谥“少师”。著有《履斋遗集》存世。
公元1262年,广东循州府一旧贡院里。
风雨大作,雷鸣不止,撼天动地。暴风雨袭击着南宋的一个夏夜。在这风雨雷鸣声中,端坐在卧榻上的七十岁老翁——吴潜,平静地听着窗外电闪雷鸣,从容不迫地梳理着自己一生的功过荣辱,回想着家乡千秋关的雄姿、老屋后双龙山的风景,用衰弱而又深沉的声音诵读他刚写就的两首诗。读完,他合上了双眼,溘然长逝。
   这盏盏白灯,宣告着时代强音的终结。那是一个奋起抗争、抵御外侮的时代,他是中流砥柱。今天,他退出了历史舞台。
   贾似道高兴地忘乎所以,也松了口气。他再无顾忌,把持朝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死,对于死者来说,是结束。但对活着的人,是一种绝望的痛苦。南宋一百多年来收复中原的中兴重臣:宗泽、岳飞父子、吴潜……一个一个地死了,茫茫江南,哪里还听得到复兴的呐喊?南宋的气数已尽。
   吴潜死了,有人幸灾乐祸,贾似道之流躲在阴暗角落里窃笑不止,反证了死者的强盛和伟大。吴潜,这个生不逢时的一代良臣,留下的是一段段忍辱负重的故事,是仰天长啸的悲壮,是可歌可泣的精神,让后人无限敬仰和唏嘘。
(一)
   宋代国运前后凡三百十九年,不能说不长。但是宋代却始终没有重现汉唐的雄风,也没有实现过中国的大一统,而南宋,仅拥有半壁江山。宋代历史让人总有一种令人气闷的压抑感,觉得赵家宗室一开始就缺少雄心大志和阳刚的伟岸之气,在强邻的虎视下,忍气吞声地看人家的眼色行事。
这是一段抱残守缺的历史。
这是一个弱不禁风的皇朝。
赵构——康王,宋徽宗的第九子,宋钦宗的弟弟。靖康二年(1127)五月,赵构即位于河南商丘,改元建炎,是为南宋高宗。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历史里,历史里的人又不断被历史所演绎和得以证明。
   他是一国之君,肩上有一担山河,天下兴亡系于一身。而这个宋高宗呢?
建炎四年(1130),在黄天荡受挫的金兵,才从江南撤退。宋高宗赵构从惊悸中回过神来,并把南宋政府在杭州安顿下来。
   俗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杭州!天堂之上的杭州!你曾经牵引起多少人的梦想,吸引着多少人的目光。那里有苏堤白堤,有烟柳画桥,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有市列珠玑户盈罗绮,还有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湖……连南宋覆亡三十二年之后到达杭州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见了也是惊叹不已,说是“毫无疑问的,杭州是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当年一位法国学者发问:“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先进的国家,即算是南宋只保存半壁江山,仍有人口六千万,占地有今日法国面积之四倍,文化已达到最辉煌的阶段,何以遭蒙古人的侵犯而会在历史上表现一种剧烈的挫折?”外国人的发问,连今天的我们都感到脸红,可是南宋的皇帝和那些卖国的高官却从来没有脸红过。他们已陶醉在江南的软山温水中,陶醉在“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天堂上,直把杭州作汴州了。当年宗泽老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无一句话言及家事,只是“渡河,渡河,渡河”抱恨终天的呼喊,现在早已被他们当做耳边风,甩之于九霄云外;“靖康”之难,掳走了北宋的二位先帝(还是赵构的生父和胞兄),那种国之奇耻大辱,也早已被他们抛在脑后,丢进了“爪哇国”。
   绍兴十一年(1141)的年底,再过几天,就是农历大年除夕。杭州灰暗的天空飘落着雪花,寒冷凝固了节日前应有的欢乐气氛。此时赵构和秦桧却正在商议着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杀害岳飞!他们可没有忘记给金国送一份最使其高兴的新年礼物。
   壮志餐饮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壮怀激烈于是化为一缕冤魂,沉重地积淀在后人的记忆中,风也挥不去,雪也埋不掉,时间的石磨也磨不灭。
   一个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军事天才就这样陨落了。
   再过一天,就是绍兴十二年(1142)的新年。
   今天,我站在千秋关下吴潜老屋址前想象:1141年的除夕那一天肯定没有太阳。黑云笼罩了杭州城,西湖之水在呜咽,苏白两堤祭起了招魂的雪幡,吴山低首肃穆而举哀。
   天日何时昭昭?昭昭天日呵! 
(二)
   岳飞被害50年后,与杭州仅一山之隔的宁国县云梯村吴家大院里,一个男孩降世,他就是日后两次拜相的吴潜,这是公元1192年。
   吴潜幼年丧母,被在浙江德清做官的伯父抚育成人。嘉定十年(1217),状元及第,授任承事郎,签镇东郡节度判官。皇帝曾赐宁国县“状元坊”一匾,悬挂县城内。
   吴潜家学渊源,其父吴柔胜,孝宗淳熙八年(1181)举进士,官至太平州知府,卒后谥“正肃”。其兄吴渊,嘉定七年(1214)进士,任太平州知府兼江东转运使,后迁任江西安抚使,知隆兴府,后迁夔州路安抚使,曾率兵抗元,救授川蜀,卒后追赠“少师”。
   吴氏父子三人,为官戒奢尚俭,为国为民沥尽心血,其文才彰显,都留有诗词文章遗世。桑梓地云梯百姓感之,于村右一山麓立“三贤祠”,并塑像祭祀,用之启迪后辈及乡亲。
   吴潜生在南宋风雨之秋,又是在那缺乏阳刚之气的南宋中晚期。他状元及第时仅25岁,可谓春风得意。加上他勤勉干事,官位不断迁升。他从广德军判官做起,到嘉兴府通判,代理嘉兴知府。理宗绍定四年(1231),又升迁入朝,开始任尚右郎官、国史编修,次年改任太府少卿,职司皇室用度,秩从四品,并兼任淮西总领。
   吴潜入朝不久,他就洞察朝政弊端,民间田亩大量为官僚兼并,百姓不堪赋税徭役之苦。吴潜不嫌位卑,秉笔直书,陈述政见,上疏理宗。第二年,京畿大火,延及太庙,帝惶恐不安,众臣则以“天怨所致”,未敢直言。唯有吴潜冒颜直谏:“以灾为戒,易乱为治,撤乐减膳,摒斥小人,怀奸党贼者诛,贾怨误国者黜。”并奏请皇上以国事为重,招纳贤哲,集人才,以备用。又上书丞相:“正君心,重国事;节俭俸禄,赈济灾民;重用廉洁之臣,惩治贪官,革除吏治弊端。”位卑未敢忘忧国,吴潜秉承他“入仕”的准则:做官是为了做事,是为朝廷出力,为百姓造福,“心底无私天地宽。”
   绍定元年(1228),把持朝政的史弥远走完了一生。宋理宗亲政,任郑清之为相。此时元军约宋联兵抗金,灭金后许以豫地归宋,众臣力谏勿蹈北宋联金灭辽,自取灭亡之覆辙。可理宗拒谏,兴兵与元军合围蔡州,惨败而归,将士尸体枕籍,百姓流离失所,而所得仅一空城。理宗大怒,自知受骗,遂不顾实力之悬殊,兴兵伐元。吴潜深知金国虽灭,而元军三面环宋,且民困兵弱,辎重奇缺,战则不利。于是飞章入奏,竭智献策:“以和为形,以守为实,以战为应”,真可乃上上策。然而郑清之丞相不纳,仍兴兵洛河流域,最后败北。几次败仗,至此,整个南宋的国力日渐衰竭,已呈堕落之势。
   民族忧患意识是爱国知识分子心中深沉的社会责任感的决定因素。
   吴潜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要在黑暗中出来寻找光明,要在荆棘丛生、虎狼成群的荒野中拼杀着前进。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他们是一群在任何时代都会对关注着的现实并不满意,并时刻为民族担忧的人。” 
(三)
   吴潜,为人正直,轩昂磊落,有安邦治国之雄才。端平元年(1234),宋理宗为挽救危局,诏谕臣民进谏献策。此时已升任为建康知府、江东安抚使留守的吴潜,上疏六字之策曰:“保蜀,护襄,备海”,以固四川、湖北及沿海江防。吴潜为根治国运衰微,又章奏九事:顺应时势,更新治国方针;培养太子,延续帝王传世鸿福;重视人伦,振作纲常;端正学风,恢复斯文修穆景象;广集人才,以待不时之需;体恤民力,轻赋徭,裕黎民;整治国防,图谋新功;改革货币流通,整肃金融秩序;究民间聚众闹事之源,拟长远平定之策。
   此奏章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可惹怒了当时的丞相郑清之,吴潜被降职为秘阁修撰,第二年,又改任江西转运副使。
   吴潜虽遭贬职,可他仍以天下为己任,直谏国事。他曾奏请朝廷改进小斛斗减免各郡租税,让百姓休养生息;他曾上书郑清之,说:京西已失,应招募京淮丁壮为精兵,以保江西;选拔培养太子,以拢人心。任代理兵部侍郎时,见“襄、汉溃缺,兴、沔破亡,两淮椒扰,三川陷没。”可朝中群臣仍置大局于不顾,玩弄权术,相互倾轧,他极为义愤,力谏理宗顾念“大业将倾,士习已坏”之景况,应“冷观群情,明消众匿,克己奉公,协谋并智,以挽危局。”一片忠心,日月可鉴。
   那时的宋理宗年轻,想有所作为,有时还听得进良臣的直谏。他对吴潜这个耿直且又有雄才的吏臣,还是比较信任的,对吴潜提出的“边储防御,防拓江海”,反对“竭泽而渔”,以“放水养鱼”,宽恤郡民,缓解财政危机的治国之策十分赞尝。自淳元年(1241)以来,吴潜逐渐进入中央机构或重要部门,升任工部尚书、吏部尚书、临安知府等要职。理宗曾屡诏入宫阙讲《易》,吴潜借机谏以“人君非反身修德,无以求‘亨通之理’”。吴潜并劝皇上于皇室子弟中慎选太子,及早培养,以稳人心。理宗十分赞赏这个意见,并命吴潜兼任侍读经筵,辅育太子。淳七年(1247),吴潜被授予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签书枢密院事,晋封金陵郡候。
   我的这位老乡,此时正鸿图大展。他援据经史,读书得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九年(1249),吴潜迁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成为一方诸候,同年又晋升参知政事。淳十一年(1251),拜右丞相兼枢密使,这是吴潜第一次拜相。
   吴潜进入了南宋权力的中心,攀上了权力的巅峰,至此已成宋理宗的股肱大臣。
   吴潜状元出身,满腹经纶和报国之志。他处人处事磊落,看不惯朝廷中尔虞我诈,不去“收拾旧山河”,不去救民于水火,而是如此争权夺利。他不断上奏,大有“世人皆醉我独醒”。他想不通:面对山河破碎,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人麻木不仁,“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多好,那威武雄壮的号角,那扣人心弦的马蹄,那冠盖如云的排场,那翠华摇曳的仪仗,已成明日黄花。一个王朝的开始,总是群英聚会,大气磅礴。到后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没有了征战,没有了拼杀,没有了锐气,皇宫就渐渐滋生享乐和荒淫,最终走向腐朽。沉湎江南西湖美景的赵构,当年建都杭州,就不是要收复山河,而是依恋“天堂”生活。岳飞徒有收复山河之力,空有抗金主张,赵构及他的在后宫女人怀里长大的皇子皇孙们从来就志短才薄,一副弱骨,哪里谈得上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他们在重复北宋衰败的历史。
   吴潜忍辱负重尽力挽救倾倒的南宋,虽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揭示了生命的大义,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正如高尔基说的“站在革命火焰面前,要自己先跳进去,才能闪耀出伟大灵魂的光辉。”
   就在他当上右丞相的第二年,一场水灾灾及皖浙,吴潜觉得愧对百姓和朝廷,引咎辞职,以观文殿大学士掌江州太平兴国宫。
   南宋宝四年(1256),吴潜又被启用为沿海制置大使,判庆元府。他在任上,励制节俭,积银达一百四十七万三千贯,代民输税帛,先后免税五百四十九万余贯。吴潜并制定了“舟戍法”,设关御寇,兴学校,修水利,置“永丰仓”,积粮赈灾,建“广惠馆”,用以赡养鳏寡,庆元府百姓为吴潜刻碑纪念。 
(四)
   南宋开庆元年(1259),吴潜已是六十七岁的老人了。他请求致仕归田。据记载,他离开官衙时,万众迎候道旁,匍匐挽留。皇上奖其善政,封崇国公,判宁国府。吴潜归田不久,圣上惦之,以醴泉观察使兼侍读又召入宫,每以国事议之。
   就在这一年,蒙古军队展开强势进攻,右丞相丁大全竟然隐匿军情,南宋皇帝对自己军队的败绩还蒙在鼓里。不久,这位报喜不报忧的丁大人的“西洋景”被戳穿,被罢官免职。在这国家危难,需要用人之际,朝廷第二次重用已退二线的吴潜。吴潜第二次任相,只不过这次是左丞相兼枢密使,而右丞相兼枢密使则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佞臣贾似道,也是吴潜仕途命运的克星。贾似道是在位皇帝理宗的贾贵妃的亲弟弟,是皇亲国戚。他心胸狭隘,无治国才能,且又自私残忍。他擅长的是勾心斗角,嫉贤妒能,暗箭伤人,运用政治手腕谋取一己之私利,满足自己变态的欲望。吴潜与这种人同朝执柄,正是吴潜政治生命走向绝地的开始,是他人生悲剧的发端。
吴潜为官光明磊落,为人也豪迈直爽,看不惯官场上的污浊气,对朝政从不持观望态度。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况且他伴的是如此庸君,他的直陈上奏不仅得罪了许多权贵,还得罪了皇帝。
吴潜在朝中常常显得孤独,势单力薄。他的孤独,是因为他看得太远,在大众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他走得太快,常常环顾四周却发现空无一人;他想得太深,冥思苦想之至旁人难以企及。比如,他希望能够阻止摇摇欲坠的南宋倾倒,他要抗争,别人可不是这种心态。虽然这国家已经病入膏肓,四面寒凉。皇上没有强健的心态,尽管他曾经试图振作,可朝中大臣七嘴八舌,争权夺利。吴潜第一次拜相时,雄心勃勃,虽然他已看到南宋这个朝廷从骨子里已经有病了,但他仍然充满希望。他想这个国家不仅是赵氏的,更是我们每个人的,是中华民族的。无论民族的苦难是如何深重,国家的处境是如何困窘,他的心应当也只能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因为,他的血管里流淌着这个民族的热血。
   吴潜重登相位后较第一次老练多了。可南宋已日薄西山。金朝虽亡,而元军却步步进逼,而此时的理宗却纵情声色,沉湎道学,近小人,远贤臣。
   就在吴潜重登相位后,理宗就命吴潜出兵援鄂州,吴潜临危受命。行前上疏:“今鄂渚被兵,湖南扰动,推原祸根,良由近年奸臣谀士设为虚议,迷国误军,其祸一二年而愈酷”。这里的“迷国误军”,既是针对前相丁大全的,又是针对贾似道的。吴潜疏曰:“吾以年近七旬鬓发如霜,捐躯致命,在所不辞,唯痛元兵压境,大众危在旦夕”。“近年公道晦蚀,私意横流,仁贤空虚,名节丧败,忠嘉绝响,谀佞成风,天怒而天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祸,积为宗社之忧”。然而朝中奸佞当道,吴潜的奏章被扣压。
   开庆元年,元军对南宋发动进攻。鄂州紧急,宋理宗就派贾似道领兵援救,随即要他移师黄州,与敌军对垒。可贾似道根本不是带兵打仗的材料,面对凶悍的蒙古军队,他畏敌如虎,临阵退缩,还私下向敌军首领忽必烈乞和,答应南宋向蒙古称臣纳币。而忽必烈根本没把贾似道放在眼里,他南下的目的是消灭南宋,并想方设法坐上蒙古大汗的宝座。天有不测风云,元宪宗蒙哥突然暴病身亡。国不可一日无君,忽必烈只得回师北上,前去争夺大汗之位。于是,他顺水推舟,便答应了贾似道的求和要求,撤兵北归。贾似道真是“瞎猫逮着死耗子”,借此诈称宋军大胜,蒙古军大败,把个宋理宗哄得晕头转向,加封贾似道为少师,爵卫国公。自此以后,贾似道邀功得宠,更加妄自尊大。
他对吴潜怀恨在心,总想置吴潜死地而后快。他认为是吴潜向皇帝上奏后才派他到前方御敌,是想借元军来杀死他,自己也差一点丢了性命。有本事的人大多生性傲岸、瞧不起平庸的人。而贾似道这种人是阿谀奉承、胸无点墨的小人得志。吴潜与他斗争了几十年,最后还是被害于这个小人。
贾似道独揽朝政,第一着即从事报复。正好碰上立太子的事,因为朝中大臣意见不一,吴潜是反对立忠王赵为太子的,认为他无统治国家之才能。而赵正是贾似道极力推荐的,也正合理宗之意。贾似道借此陷害吴潜。吴潜也知道得罪理宗和贾似道的后果是什么样,但他想的是国家的利益。他决定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走一步险棋。吴潜向皇上密奏:“臣无弥远之才,忠王无陛下之福,还请慎重为宜。”昏庸且年事已高的宋理宗,听了非常恼火,他认为吴潜说自己没有史弥远之才是推却责任,说忠王没有福分当太子是诋毁他的决策。我的这位老乡太书生气了,您面对一个昏庸的皇上只能说“皇上圣明”,而不能说“不”。您更糟糕的是让自己的政敌抓住了致命的把柄。
   贾似道知道吴潜惹恼了理宗,就顺着皇上的意思进陈立储大计,并且暗中指使侍御史弹劾吴潜:“册立忠王,足慰众望,潜独倡为异议,居心殆不可问”。
   吴潜为立太子之事,在理宗面前已经失宠,贾似道大权独揽,该放手了,但贾似道希望的是吴潜从自己的视野中消失。佞臣最大的本事就是无中生有,造谣生事。贾似道亲自编了一首歌谣,指使人在社会市井中广为流传:“大蜈蚣,小蜈蚣,尽是人间业毒虫。夤缘攀附百虫丛,若使飞天能食龙。”这首歌谣也很快传到宫中。不久,宋理宗也听说后,心中大惊,忙叫人打听歌词暗含何意?回报说:“大蜈蚣”就是吴潜,“小蜈蚣”则是吴潜网罗的党羽。“飞天食龙”是说吴潜有密谋篡位的野心。理宗大为光火。当皇上的最忌讳、最无法容忍的就是属下不忠,图谋不轨。宋理宗罢了吴潜的丞相之位,先贬到潮州,景定二年(1261)谪居循州(现在的广东龙川一带)。 
(五)
   当时的两广是百越蛮荒之地,宋朝的贬官不少被贬到那里。北宋的苏东坡、王安石,如今南宋的吴潜。吴潜被贬那里之时,南宋已国破山河缺,已经是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国家已没有了尊严,没有了荣誉。
   在南行路上,吴潜的心情是复杂的:朝廷奸臣当道,国家到了如此地步。自己尽忠报国,却遭如此下场。自己已七十高龄,却要远走他乡,前途是凶多吉少,生死难料。他在经过南昌时,触景生情,赋词《满江红》:
   “万里西风,吹我上,滕王高阁。正槛外,楚山云涨,楚江涛作,何处征帆木末处?有时野鸟沙边落,近帘钩、暮雨掩空来,今犹昨。
   秋渐紧,添离索,天正远,伤漂泊,叹十年心事,休休莫莫,岁月无多人易老,乾坤虽大愁难着,向黄昏、断送客魂消,城头角。”
   吴潜拖家带口,在循州的一座旧贡院落脚。在循州的日子里,吴潜的生活是非常悲苦的。七十高龄的他意识到或许就要老死这蛮荒之地,回不到江南,更不能到巍巍千秋关下吴氏宗祠里为吴氏先辈烧一柱香,叩一次头了。他在诗中写到:“伶仃七十翁,间关三千里。纵非烟瘴窟,自无逃生理。”“悲愁复悲愁,憔悴更憔悴。”此时,他对回归江南仍没有绝望,他盼望有一天:“朝廷有至仁,归骨或可觊。魂兮早回家,毋作异乡鬼。”
   朝廷的赫免令未盼来,而贾似道的爪牙刘宗申却来了,刘受贾的指使当了这里的守令。吴潜知道自己的死期不远了,刘宗申是贾似道派来索取他性命的。
   吴潜已洞穿了一切,时刻准备坦然面对死亡。但本能的求生欲望还是使他警觉起来。他想到刘宗申可能会在自己的饮用水里下毒,就和家人一起动手在自己卧榻底下挖了一口井,保证饮水的安全。
   但是,贾似道和他的爪牙,暗中毒不死他,就公然把杀机暗藏在宴席间。第一次,刘宗申宴请吴潜老丞相,吴潜婉言谢绝了。刘宗申二次又请,吴潜又托病拒绝。但刘宗申第二天移席到吴潜家里,第三次宴请。吴潜无法推辞了,坦然接受。吴潜已作了心理准备,即使是毒酒也喝,尽兴畅饮,一改平日年老体弱之神态,在气势上压倒刘宗申之流。
   刘宗申一离开,吴潜就支撑不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唤来家人,说“我快要不行了,今天夜里一定会风雷大作。”他预测他离开人世时的天气。
   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谜:刘宗申到底是怎么下的毒?是在给吴潜的酒杯上下毒;或是酒壶里有藏毒的分隔层,或许是刘宗申预先服了解药?有一点是肯定的,吴潜是慢性中毒。
   吴潜在预感死神将临时,写下了他的《谢世诗》:
其一
股肱十载谒丹心,
谏草虽多祸亦深。
补衮每思期仲甫,
杀人未必是曾参。
毡裘浩荡江尘满,
风雨凄凉紫殿阴。
遥望诸陵荒草隔,
不堪老泪洒衣襟。
其二
边马南来动北风,
屡陈长第矢孤忠。
群豺横暴嘉谋遏,
仪凤高飞事业空。
愁恨暗消榕树绿,
寸心漫拟荔枝红。
欲知千载英雄气,
尽在风雨一夜中。
   在中国历史中,忠臣即使受尽冤屈,临死想到的还是报效国家,而佞臣在任何时候求的只是一己之乐,为此可以不惜一切,甚至出卖灵魂与国家。这就是忠臣与奸臣本质的区别,可现实总是忠臣气短。在权力极端化、监督缺失或不力的体制下,忠臣气短似乎成为一种难以更改的宿命。
   南宋天空中,一颗闪耀着光芒的文曲星就这样陨落了。据记载,吴潜死后,循州百姓悲痛万分,奔走相告,前来吊唁的民众长跪不起,哀声动天。
   一代忠良含冤死在远离家乡的边地。死后十三年(1275),宋恭帝为他平反昭雪,追复原官,第二年,还特赠“少师”。他的尸骨也回归江南。
   “无巧不成书”,冥冥之中有安排。置吴潜于死地的佞臣贾似道后来也被贬至循州,可惜他还未到循州,在半路上被押送官杀死。这正应了那句古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南宋灭亡已是注定。风雨飘摇中的赵宋政权又苦捱了几年,最后在蒙古铁骑的冲击下,轰然倒塌。尘埃落定,偏安一隅的局面从此也在中国历史的册页中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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