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往开来真学问
——记清末著名声韵学家周赟
华和平
周赟（1834—1911），字子美，号蓉裳，胡乐镇人。7岁能诗，9岁作《六声图》，12岁考中秀才，时称“神童”。清同治三年（1864），南京开科取士，他考中举人，清廷授予奉政大夫和花翎同知，历任青阳县教谕、宿松县训导和徽州府教授。宣统二年（1910），辞官故里，翌年六月病逝。
（一）
公元1864年（清同治三年）。古城南京。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王朝被清廷曾国潘的湘军打败，这座六朝古都又回到清廷手中。剿灭太平天国的功臣、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兼两江总督曾国藩入驻南京，并奉朝廷之命，在南京开科取士，为朝廷广揽人才。
因战事耽搁多年的科举考试在南京古城重新恢复，这虽然仅是江南片开科取士，但仍然吸引了江南众多读书人。
南京重开科举的消息，自然也传到皖南宁国县胡乐中川村。中川村有一青年才俊周赟在当地是出了名的“神童”。他本应早就科举及第，只是时局不济，战乱频仍，直到今天，已近30岁，才有这一次机会。他整整书籍，抻抻破旧但却干干净净的粗布衣裳，行陆路，走水路，赶到南京，参加这次曾国潘主持的科举考试。
壁垒森严的考场。周赟沉着镇定，挥毫流泻，应答自如。他不仅文章做得流畅，思路清晰，辩时析势，纵横捭阖，而且他的答卷的一手行书漂亮极了，不仅合章合法，而且颇有艺术造诣。
几天后，南京发榜，周赟考中举人，又称两榜举人。
曾国藩十分赏识周赟，特奏请清政府授他二品教官衔，他本人还特地送给他一块命名为“六声堂”的金字，以嘉奖他在声韵学方面的贡献，并且还特别赠送一幅对联给周赟：“二品教官天下有，六声韵学古来无。”这是对他的六声韵学的肯定和对周赟学识的鼓励。
按清廷惯例：要从仕，必须要参加廷试会考，只有进士得第，才能做朝廷命官。周赟学识渊博，又得到曾国藩赏识、器重，本该青云直上，参加廷试会考，大显才华，谋到朝廷重用。可惜，周赟仕途不顺，中举后仅只能课业，做教谕，尤其曾国藩又早逝之故，乏人推荐，又因经济拮据，无缘进入朝廷吏部之册，他一生做的官都是学校的官，除任一届代理知县外，余下均在训导或教谕上谋职。
周赟，是清未声韵学的集大成者，是江南教育界的名人，也是个好地方官。
（二）
黄山脚下的胡乐镇中川村，群山连绵起伏，徽水绕村流淌，山青水秀，葱葱茏茏，这里的山水孕育着世世代代的农民繁衍生息，虽然清贫，但却民风淳朴，女贤子孝。
1834年，周赟就诞生在这个小山村。周氏在当时还不算太贫穷，算得上是小康之家吧。周赟的父亲是个读书人，为这个儿子起名颇费一番功夫：字子美，希望他如杜甫一样才情诗名；名赟，希望这个小儿具有文武全才而且有经济做基础，当然是寄寓着周家对他的美好理想和莫大希望。
周赟，7岁能诗，颇得老师赞赏，他作起诗或对联，有时连老师都招架不住。他天生对汉字的音韵有兴趣，在私塾背四书五经诗词时，他小小年纪，便对汉字的韵律、音调起伏颇有兴趣，他竟从汉字的四声中又找出两声，并在9岁那年，根据汉字的音韵尝试地创出了《六声图》，一下子惊动了这个小山村，而且在周边县乡也传诵不已。他12岁参加县学考试中了秀才，轰动了县城乃至府、省，被人们称为“神童”。
本应由此不断上进：考举人，中进士，他的前途一定是一片光明，灿烂无比。可惜，老天无眼，中川村的周氏由原来小康渐渐衰落，已无能支持十二岁的孩子继续求学，他还必须承担赡养老人，携扶弟妹的责任。十来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好在他有“秀才”之名，按规定，只有有了“秀才”这个职称，才可以开馆授生，任私塾先生。周赟，年仅12岁，离开了中川村，来到离家有三十里地远的曹家村，任一私塾教师。当时的私塾学生不少比他大，比他高、壮，开始时，一些学生不服他，捉弄他这个“小先生”。他以他的满腹学问、出口成章的才华征服了比他大、高的学生。由于师生年纪相仿，属于同龄人，他们的师生关系不似封建社会里常见的师严生畏的关系，而是课堂上是师生，课下是朋友、伙伴。周赟在授塾时没有放弃自学，尤其是对热爱的音韵学，特别是他的“六声图”。
1864年的“两榜举人”，本可以让他拨开云雾见太阳，跨过独木踏康庄。可惜天不怜人，天不识才，又将这么一个神童推向坎坷的人生之程。周赟，从十二岁任塾师直到老，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教育这个行业，就是谋一些小官，也是教育上的官吏。
周赟，自“两榜举人”后，由于曾国藩的赏识，他不仅获得“二品教官”衔，而且还被晚清政府诰授通奉大夫花翎道衔、徽州府教授乡贡进士。虽然这里的“二品衔”、“通奉大夫”乃至“乡贡进士”均是虚衔，是进入不到“正册”的，但至少表明了周赟在教育上尤其在音韵学上的贡献是大的，是被朝廷肯定的。在这一点上，当时的礼部右侍郎兼安徽学政邵汴生所赐《六声堂》联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也是较高的：“本四声五声以分六声，继往开来真学问；原无极太极而合有极，经天纬地大文章”。
周赟不仅在汉语音韵学上是个开拓者，功不可没，他还精通中国文化的各个艺术领域，他精通声律，爱好音乐，尤爱弹七弦琴，他在乐理、乐律上颇有研究，有一定的造诣。《周氏琴律切音》、《廿四史诗韵集》、《有极图经解》、《史学骊珠》，均是他在声韵学、乐律学上的著作。
周赟古学底子深厚，诗词学上颇有研究，他一生创作诗、词、联、赋颇丰，据不完全搜集，他留存各地的诗词赋达上千首，主要集中在池州、青阳、九华山、宿松、徽州、宁国一带文史馆和史志上。《蓉裳文稿》就是其中之一。
周赟，是严肃的一生，有曾国藩之风，但也有一些另外，如他在诗词创作上特别爱好作回文诗，这种诗难作，要上下对读，而且意境又不同，历史上留下的精品不多，从周赟留下的几首回文诗来看，不愧为佳作，现抄两首如下：
其一
穷苍漏影半池莲，
爱赏时芳化菊先；
红灿灿花明映日，
绿沉沉柳暗凝烟。
风回曲岸浮香远，
月印清波嵌镜园。
松翠荫琴横石坐，
同声应律细调弦！
其二
乔松旧侣鹤巢新，
远虑千年幼悟神。
调律六声分子母，
建才三极合天人。
潇潇雨竹吟窗夜，
馥馥风花坐院春。
瓢酒赏音知墨妙，
宵深谓道见吾真。
周赟还精通书画、篆刻，书法的正、草、隶、篆四体均有较高造诣。而且他还首创用竹签蘸墨书写，自成一家。
周赟中、晚年后，热心致力于地方志学事业，尤其关注和关心宁国县的文史资料整修和县志的编纂。清光绪年间的《宁国县通志》，就是由他主撰的，此志于1869年修，光绪二十五年（1899）成书。在编志书之前，他还编撰了《山门新语》、《山门诗史》两本书，共收集了自东晋瞿硎隐逸于山门洞以来，一千多年间各代诗人、政要咏山门的诗。他咏山门是“天下之奇山门有，山门之奇天下无。”一片桑梓之情跃然纸上。这对今天我们发展宁国旅游事业也提供了文化和传统上的支持。
周赟在宿松、青阳训导和教谕任上，除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之外，还编纂《宿松志》、《青阳志》。他的《九华山志》更是在当地影响深远，这座中国佛教圣地之一的方志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佛教界也是颇有影响的。
周赟品节祥明，德性坚定。在任徽州府教授期间，曾严肃学习，倡导文明礼貌，他曾大胆为被知府错杀的汪姓妇人墓前立三戒碑，申张正义，告诫后人，在当地被传为美谈。
周赟的一生，总的是学问的一生，以他的六声韵学为翘楚，诗、史、志、书、画、刻均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在各自领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应该是我们宁国人的自豪，今天我们更应该发掘周赟，纪念周赟，张扬周赟。
（三）
周赟一生大都是当的教育官员，他为地方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就是在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行政官员任上，更是风光无限，深受万民爱戴。
周赟在青阳县任教谕时，署理过一任青阳知县（代理县长）。虽然是署理，并非正式，但他将此次机会当作实现他政治报负、为民为地方匡扶正义、摒弃邪恶的理想，他没有忘记曾国藩恩师的知遇之恩，更没有忘记做官就得做曾国藩那样的官。
周赟在署理知县任上，持躬清正，勤政爱民，扶正祛邪。早在他任各地方训导和教谕时，就发现皖南一带重男轻女，尤其贫困的家庭，常常生了女婴，就立即溺死，虽然是贫困所迫，但这毕竟是人的生命啊。周赟那时仅只是一个教谕，只能利用学校教育要尊重女性，要尊重生命，可收效不大，“溺婴”在农村仍大量存在。周赟在做署理知县时，有了一定的行政权力，他立即发动社会上贤德之士，捐田产兴建“育婴堂”。他认为以拯溺女，必须先用行动帮助这些贫困女婴生存然后再进行教化。
周赟在青阳、宿松、歙县兴建了三个“育婴堂”，发动各县、各族兴办了十七个“保赤堂”，主要救助赤贫家庭中的女婴。一时这些地方的“溺婴”恶习大量减少，良好风气得到传扬，周赟从而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老百姓拥戴，并非各级官衙信任啊。晚清之际，国弱崩溃，经济萧条，各级官僚哪管百姓死活，只顾自己拼命“捞”，对周赟这种清官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趁早拔掉他，省得惹事，何况，他仅只是个“代理知县”。说穿了，周赟还没学会做官，也不会做官。
说到当官，我想起了一个会做官的例子。他就是清朝道光年间的宰相曹振镛，他晚年恩遇日隆，身名俱泰，门人向他请教，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有人赋《一剪梅》词来描画这种时弊：“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周赟卸任，一束简装，准备返回老家宁国，回到胡乐这个山青水秀虽然贫穷但却朴实的山村，写写文章，教教后生，立不了功就立言，虽比不上恩师“三立”，而且是大立，但为后人留点念想，留点文章，也算不辜负恩师的期望啊！
他不喜欢张扬，临走那天，他仅雇一辆胶皮车从知县大堂走出。来到路口，他惊呆了，一片黑压压人群扶老携幼齐聚在路口两旁，人群中人们高举一把大伞，伞上书写着三个字“万民伞”。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老百姓感激他们的父母官拥戴他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最高礼遇，也是最高赞赏，这是要史学家记载于历史的。在一个朝代里能获得如此高的待遇是少之甚少，所以才被世人惊叹，被历史记住。
周赟，一个代理县令，在他代理任上就能获得如此高规格的尤其来自老百姓从心底发出的赞美声，更证明了周赟的为官清廉，为政清明，为人磊落，为民请命。可惜，昏庸的封建统治者视人才如草芥，视精英如粪土，没有让他在更高的位置，更大的权力上发挥聪明才智，这是清王朝的可悲，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遗憾。
周赟见到万民如此，他老泪纵横，他心如潮水，他挨个地与乡亲们抱拳作揖，不停地说：“多谢了，愧不敢当……”他好言谢绝了乡亲，感谢乡亲们的厚爱，将把这份情永记心中，永志不忘，但不能收下这凝聚万民之情的“万民伞”。过后，他写一首七绝，一是感激青阳百姓的情意；二是表明自己不收“万民伞”的理由：
偶官未是宰官身，
岂有恩膏至万民？
他日还山须戴笠，
敢将大盖吓乡亲？
宣统二年（1910），他从徽州府教授职上辞官，回归胡乐中川村，在周氏祠堂里过着隐逸的生活。第二年（1911）六月病逝于故里。他走完了他坎坷的理想不得实现、才能不能施展的一生。虽然在政治上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可歌可泣的乐章，但在文学艺术、历史文化上却给我们奉献了大量的华文诗篇、艺术画卷。
周赟，是中国封建社会里最后一批有大理想、大抱负可又受苦受难的一代知识分子之一，他们那种为国立功、为民请愿、为己立言的旧知识分子的理想在今天、在未来永远不会泯灭。
（作者系宁国市文联原副主席、省作家协会会员、宣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宁国市作家协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