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见真性 刚直留清名
——散记二叔石平
李遵仁
青少年时代
二叔石平，原名李滌非，生于一九一三年十月，从小就是个聪敏机智性格倔强的人。曾为自家放过牛，也由父兄教读过“三字经”及“人手足刀尺”之类的幼学读物。十二岁那年从牛背上跌到桥下，请乡下的土郎中接了两次，才把摔断的右手接好。后因家中接连遭到水灾和火灾的袭击，牛被债主牵走了，二叔无牛可放，便在当地初小读了一年书。因无钱买书，人们笑他是“放牛先生”。
十五岁那年，二叔到港口洪怡大布草店学乖。学乖三年，不准外出，不准看书，除了站店、搞卫生、打杂务，还要服侍老板一家人，没有一点自由，看见别人上学读书好神气，他羡慕不已，只能在伺候有钱人打牌到深夜的时候写写字，其间写了些骂老板的打油诗向外散布。三年学徒期满了，老板要他在店里谢师三年，他死活不肯，伺机回家了。
回到家里，二叔联络几个年轻人组织一个“同心会”，二叔任会长，并煞有介事地下设几个组，意在打富济贫，与地主豪绅作对。地主豪绅们软硬兼施，通过家族施加压力，迫使同心会解散。这个同心会本来就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更没有可以依靠的后盾，自然经不起风浪。二叔作为头目，被驱逐出乡，同心会便树倒猢狲散了。
投身革命
一九三四年，杨虎派饶祖武回宁国招兵，二叔乘机与几个同乡到了上海。出走的动机，一是为了寻找出路，二是为了避开童养媳。在上海保安队，二叔被录取为贴写兵，人称“小师爷。”在这里，二叔学会了书写公文。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寇悍然向上海发动袭击，上海军民奋起抵抗。二叔被编到国民党八十八师二营六连当通讯兵，开到吴淞口打鬼子。二叔很兴奋，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写了一首一百六十多句的诗寄往上海一个学生家，请他代为保存，其中两句是：为求生存战倭寇，甘洒热血护山河。
在吴淞口打了一个多月，上面下令撤退。二叔所在部队被打散，他跑出了租界，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国际救济会难民所和上海学生战地服务团第十七团的工作，进行抗日募捐活动，同时又在国际救济会办的中学里学习文化。此时的二叔精神振奋，只要是对抗日有利的事，他什么都愿意做。校长要他投稿《上海一日》，他写了一篇《战地见闻》，并赋诗一首，以李国桢的笔名投稿被采用。在难民所，二叔聚集千余难民组成青年军训团，他任团长，下设三个大队。
在上海脱离国民党部队后的那段时间里，二叔既有勤工俭学、边工作边读书的经历，也参加了一些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与党的地下组织有了联系。抗战爆发后，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信封上有一颗五角星。信中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说“我们的事业如信封所示”，虽未明说是什么事业，但他的政治倾向应该说是很明显的。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是上海抗战一周年的日子。二叔带着青年军训团的八百多名人员乘英轮离开上海，到温州上岸，步行将近四十天，到达泾县云岭，参加新四军。二叔被安排在军教导总队学习军事，在学员中任“新文字”分会主任。由于他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提前两个月毕业，安排在训练处任文教干事，之后又担任军教干事、文化教员、干部区队长，还在军部总俱乐部编过小歌剧、活报剧等。
皖南事变被俘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在部队分散突围时，二叔被俘。
几经辗转，二叔这批战俘被送到集中点太平县山口镇的三战区副官处，然后向江西押送。时值寒冬，一路上住的是大祠堂，夜里睡在冰冷的石板地上，冻得实在难以入睡，大家只好用祠堂里的祖宗牌和残破农具烧火烤，脸和手都被熏得漆黑。途中不准洗脸，吃饭用手抓，几天以后已不成人样。押解途中正逢春节，每走到人多热闹的地方，敌人就向老百姓宣传说：“这批土匪象野人一样，大家站远一点。”二叔等不能申辩，就用响亮的新四军军歌作回答。
走了近二十天，到达歙县深渡。从深渡到浙西，敌人是用船押送的。每排一只小船，只能坐，不能睡。每天只有一顿饭，是在河边顶着西北风吃的。到了金华，被塞进闷罐火车箱里，送到上饶八都。敌人欺骗说：“你们马上要进军官队了，在这里可以自由地唱歌演戏。”想以此软化，表示国民党也优待俘虏。二叔等将计就计，演了不少抗日歌剧，有少数战俘化装成老百姓混在看戏的人群中逃走了。至此，战俘们结束了一个多月被武装押解的艰苦历程，路上冻饿病死者无计。
集中营的斗争
战俘们被转到周田村。在这里，管得更严了，重新编了队，对外称军官队，实际就是集中营。从此开始了苦役生活，每天开山挖河磨石条，谁要表示不满，就要挨拳打脚踢，还记一条罪状，每天吃的是两顿霉米饭。
编队前，每个人都必须报上自己的名字。二叔在此之前用的名字是李滌非。当问到他的名字时，他昂着头没好气地说自己叫“石丁子”，意思是自己像石丁子一样坚硬。那时的文书是竖写的，负责登记的人字写得很潦草，把“丁子”两字连在了一起，点名的人把“丁子”看成了“平”。当点到“石平”时，一时无人应答。二叔顿了一下，马上意识到这就是自己瞎编的名字闹出的笑话，赶快答应。他逃出来后为便于有人能为他作证，就再也没有把“石平”这个名字改过来，一直延用终生。
在周田，二叔被指定当了一个月班长。难友们要二叔指挥唱歌。二叔心想，国民党嘴上不也在谈抗日吗？何不钻他这个空子唱抗日歌曲呢？于是，二叔和难友们就唱《八路军歌》等革命歌曲。敌人很恼火，便要二叔教唱三民主义青年团进行曲，二叔故意只教唱头两句。特务区队长勃然大怒，一把将二叔手中的歌纸夺走，从此，他们再也不准唱歌了。
由于天天吃不饱，难友们提出要算伙食帐。各班派出代表由二叔带头去交涉，算帐斗争取得了胜利，二叔也因此成了敌人重点打击的对象。队长曹健恼羞成怒，先撤了二叔的班长职务，尔后要他写一篇吹捧他们押送新四军被俘人员到集中营的“行军感想”。二叔写了几首叙述被俘后备受苦难的诗，先在本班朗诵，然后交一份给曹健，同时抄一份秘密寄往上海。交卷后好几天没有动静，于是他又写了一篇记载集中营生活实情的文章，准备向外投寄。还没有写完，不防被一个特务夺去。几天以后，二叔突然被几个宪兵捆起来，然后又用铁丝将两个大拇指反捆在背后，吊起来用皮鞭毒打一顿，被押送到时称“人间地狱”的茅家岭。被关进茅家岭的都是所谓受毒殊深不可救药者。与二叔同一天关进去的有四个人，敌人说石平“罪恶最重”，先关进带刺的铁笼里，只准穿一条短裤，好让蚊虫叮咬，从上午一直关到深夜。一个月后，顾祝同要来检阅所谓“军官队”。由于平日特务们空报名额多领伙食费下腰包，顾祝同要来点名，因此，二叔等又从茅家岭押回周田，还抓了一些青年老百姓穿上军装点名充数。
回到周田后，队长宣布了二叔三大罪状：一、放阴火，煽动逃跑；二、阳奉阴违，反对长官；三、秘密活动，企图暴动。并威胁说：“如果石平顽固不化，就地活埋。”同志们劝二叔装装傻，少讲话，赶快伺机逃走。
逃离集中营
七月，江西开始割稻了。大约因为集中营将近两个月没有发生逃跑的事了，所以敌人似乎有些麻痹了，故而只由一个队长带队外出劳动。这样一来，逃走的机会就增多了。二叔和同班的张坚立商量准备一同找机会逃走，但试过几回都未能逃脱。一天早操以后，队长宣布今天外出抬柴。二叔想机会来了，便暗暗向张坚立打了招呼，并将压在床下的一件毛线背心贴身穿上，以便逃出后能换几碗饭吃。
来到五里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二叔与张坚立约定暗号，突然转身向村外跑去。队长发现了，但他怕其他人乘机逃走，不敢离队追赶，只能在队前喊叫：“石平不要跑！”出了村，他们在稻田里泡了一天，任凭成群的蚂蟥叮咬也不敢动。一直到夜晚，他们才爬上山，盲目地奔跑起来，结果跑到天亮才发现还在集中营附近。突然路上来了几个宪兵，他们立即躲进一个乱坟堆的草丛里。
不巧，他们正好躺在一个黑蚂蚁窝上，成堆的蚂蚁咬得他们无法忍受。一个小姑娘上山赶牛，发现草丛里有动静，便跑着喊叫有老虎。一会儿，来了一位老农民。那农民壮着胆子走近一看，发现是两个人，以为是逃跑的壮丁，很同情他们，便回家端来一盆饭和两套破便衣，要二叔他们赶快吃饭换衣跟他下山。二叔十分感激，问了他的姓名，知道他叫郑福生，小姑娘是他的女儿。解放后，二叔曾多次到当地去找这位好心人，但一直找不到，这成为二叔终生的遗憾。
他们二人换了破便衣，快步下山到了沙河边，不声不响地替船夫背纤，到了白沙镇渡口，天快黑了，便进村讨晚饭吃。在一位热心人的指引下，他们二人讨了两把稻草，住进了名叫老虎洞的山洞里。
天晴帮人家割稻子，东家管饭，日子还好过。天下雨，人家不割稻子，也就没有人管饭了，只好在山洞里饿着肚子。几天后，当地保长陆高平得知有两个逃兵在村里帮人做事不要钱，就通知两人去帮他做事，说保证不抓他们的丁。过了一段时间，一个棉花店老板也要二人去替他种田。保长便将不会劳动的张坚立给了他，却把二叔留在自己家里。
天渐寒冷了，夜间实在难熬，二人都不愿意开口讨衣服，二叔避着路人用粉石在村头墙上写了一首“借寒衣”的诗。棉花店老板的儿子是个读书人，他看到那首诗，就对他父亲说：“外面有一首诗，很象这两个穷鬼写的。”于是店老板陈信茂和保长各借了一件棉袄给他们。
有一天下大雨，二叔去看张坚立，遇到陈家的女婿。他是一个小学校长，看出二人不是一般逃壮丁的，而是有文化的人，就出了几道数学题要张坚立做，张坚立用代数方法很快就做出来了，小学校长很吃惊。张坚立指着二叔说：“他比我更厉害哩！”小学校长便用他认为比较难读准的国音字母来考二叔。二叔很通畅准确地读了出来，又使他惊异不已。他对陈信茂说：“让这两个落难先生跟我去当小学教师最合适。”陈老板便要送给他们八十亩荒田，就地安家，他们自然不肯留下来。中秋节前，张坚立收到上海汇来的二百元路费，二人各买了一套单衣，离开了白沙镇，从上饶乘火车到金华，并在临浦呆了一段时间，十二月份到达上海。
进上海时，正好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已经天黑，两人吃过饭后只剩一块钱去住旅馆。次日一早到了张坚立家，他哥哥是地下党联络员，马上带二叔去找组织，可是地方组织却要介绍他到青龙港去找维持会。当时二叔只知道维持会是日伪组织，怕上当，没有去，后来才知道，那个维持会是新四军的联络站。
为了寻找新四军，二叔登上了去苏北的船，到了海门，连夜向解放区前进。在两位新四军便衣侦察的带领下，终于结束了艰辛的历程，返回部队。
奋杀日伪
一九四二年初，日伪对苏中革命根据地进行了频繁的“扫荡”和“清剿”。二叔时任连长，多次参加抗击日伪的战斗，屡立战功，打得最精彩的要算是袭击三阳镇和聚星镇了。
打三阳镇时，鬼子在房顶上架着机枪向我方疯狂扫射。二叔命三排长三枪把敌人的机枪手打掉，三排长抖抖嗦嗦打不下来。二叔一把夺过步枪，瞄准敌人的机枪手扣了三下，敌人的机枪果然哑了！敌人的防线被撕开了，部队冲进镇里，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第二仗是夜袭聚星镇。聚星镇是个中心镇。敌人丢了三阳镇，便重兵把守聚星镇。二叔对这个镇的地形了如指掌，带领部队深夜摸进镇中心，向驻守在两侧的两部分日伪军分别投掷几个手榴弹，这两部分日伪军都认为对方是新四军，慌忙用轻重机枪向对方扫射，没头没脑地互相打了起来，而二叔的部队早在夜幕的掩护下安全撤退了。敌人互相打了一夜，也没有摸清情况。当天亮发现打错了时，双方都只剩下不到一半的兵力了。
此后又打了几仗。部队壮大了，二叔带的中队变成了独立营，之后又扩编为独立团，而二叔却被调到司令部当参谋去了。
转战苏中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部队机关大精简，以应对苏中敌人大扫荡。抗大第九分校从南通向江南溧阳一带开进。这时二叔已调到九分校当队长。他们步行千里到达溧阳，途中过运河，跨长江，穿铁路，冲破重重关卡，充满了艰难险阻。
九分校到达溧阳官途庄，刚开始上课，国民党一0八师和五十二师便来攻打。打了三天三夜，九分校退到溧阳上芳山坚守。粟裕校长下令从后山突围。后山只有一条路，被忠义救国军的一个团把守住，突围并非易事。二叔做好了与敌人拼到底，留一颗子弹给自己的准备。校部抽调了有二叔在内的几十个有作战经验的精干人员组成侦察排，化装成敌军官，冲到敌团部，将电话控制在手，又以敌指挥部的名义通知忠义救国军的另一个团让路。结果是一枪不发，冲过了敌人几道封锁线，在敌人梅花桩式的封锁阵里兜了好多圈子，最后从南京附近突围。这一夜跑了一百多里路，第二天到达新四军二师驻地龙港。
在龙港上课一年，九分校又返回苏中，在十沧庄办学，二叔任一队队长。整风开始了，他皖南事变被俘的历史被翻了出来。书记张日清要他写个题为“抢救失足者”的歌剧。后来才知道那是写他自己。运动后期对其皖南事变被俘一节作出了结论，否定了怀疑之词，但事后被调到苏中民抗司令部当教育参谋和文工团导演，这显然是抑职下放了。一九四五年十月，又调到五十二团当营长。
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在苏中集结十多万兵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我苏中部队专门打阻击。二叔所在部队在南通、如皋、高邮、兴化、盐城沿途阻击敌人，在一个多月里歼敌七个旅，取得了七战七捷的重大胜利。二叔所带的营在宣家堡、如皋、海安等地参加激战，特别是卞仓一仗打得异常残酷，二叔率全营与敌人一个加强团展开血战，最后只剩一个排，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二叔在这次战斗中身受重伤，左下肢被子弹穿透，腰骨骨折，不得不到后方医院医治。
臂断窑湾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伤未痊癒的二叔又投入淮海战役。华东野战军主力在碾庄地区对国民党黄伯韬兵团实施包围，当时二叔任团参谋长。他所在的团被安排在碾庄东南方的窑湾、姜公山一带打阻击，掩护主力部队转移。这是一场丢卒保车的战役，接受这项任务意味着可能要拼光部队的所有兵力。战斗打得异常惨烈，二叔的部队伤亡惨重，但有效地阻击了敌军，为主力部队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战场上，二叔无所畏惧，站在弹雨中指挥，终又受伤。子弹从左前方飞来，打断左臂肱骨，洞穿身体，从背部飞出，幸好未伤及心脏。警卫员倪成看到他鲜血直流，却依然屹立在原地大声喊叫着指挥战斗，便拼命拉他去包扎，但他死也不肯离开战场。倪成在三位战士的帮助和掩护下，硬把二叔背离战场，开始二叔在倪成身上又踢又骂，但很快便晕死过去了。
他们一行五人风餐露宿去寻找野战医院。路上，二叔醒过来要喝水，身边没有任何可以盛水的器物，倪成摘了一片树叶卷起来，一趟一趟地到附近水沟里臼水给他喝。好不容易找到野战医院，因为伤员太多，医院人手不够，采用流水作业。伤员的担架在露天地里排队，由一名医生负责检查伤情并提出诊疗意见，诊断书放在伤员的上衣口袋里，然后帐蓬里的医生根据诊断意见采取相应措施治疗。二叔在昏迷中被诊断为“截去左上肢”，在野外等待手术的时间里，他被冷风吹醒，立刻伸手去摸上衣口袋，看见截肢的诊断书后立即捏成一团扔掉了。厉声对倪成说：“你要看好我的手，决不能被截掉。如果我醒来手没有了，就枪毙你！”并向倪成要了枝手枪压在自己身下。倪成不敢违命，二叔进帐蓬时，他一直寸步不离地跟在身旁。当接诊医生翻看二叔的口袋找不到诊断书时，倪成机灵地说是包扎治疗。医生用一条条纱布穿过洞穿的伤口象拉锯一样来回拉动，带血的骨头碴子被纱布拖带出来，倪成在旁边不忍目睹。经过手术，断了的左臂肱骨接上了。手终于保住了，但是比原来短了一截。二叔伤愈后才发现，左手不止是短了一截，而且总是不听话，当两臂前伸想让手心相对时，左手手心始终向上，无法向右。原来是骨头接歪了，这也是万幸中的遗憾。
在医院里，传来了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他欣喜万分，赋诗一首：断臂只当风吹袖，喜听淮海奏凯歌。
渡江之后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渡江战役，二叔再次以重伤未癒的身体参加了强渡长江的战斗。渡江战役势如破竹，解放大军迅速渡过长江，解放了江阴、无锡和苏州。
苏州解放后，部队继续前进。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叔因伤未癒，被留在苏州担任兵团青年干部训练大队大队长，负责招收和培训知识青年，共招收了八百人，其中有后来成为我的二婶的章祖敏。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叔调到教导团当参谋长，随部队去福建参加解放厦门的战斗，厦门解放后又去打金门。
全国解放以后，二叔先后担任军政大学第五大队大队长、第十四步兵学校科长、南京步兵学校科长、南昌步兵学校队列处处长等职，在南昌步兵学校，二叔被评为军事教育副教授职称。一九五七年反右时，二叔在上饶集中营的历史被翻了出来，被撤职当了几个月教员。一九五八年之后，二叔先后担任南昌兵役局驻赣南矿山办事处主任、南昌市武装部副部长、抚州军分区副参谋长、参谋长等职，直到一九六五年转业。
转业以后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叔结束了三十余年的革命军旅生涯，以莫须有的理由被安排转业到江苏省师范学院（校址苏州）当副院长。二叔虽已年逾五十，却并未松懈意志，仍精神勃勃，准备在地方再干一番事业。但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在上饶集中营的历史又被翻了出来，扣上叛徒帽子，关押、批斗、捆绑、吊打、强迫劳动，长达七年之久，身心备受摧残。一九七九年五月，江苏省委决定维护原南京步校党委对二叔在皖南事变中的历史作出的结论，重新任命为副院长。
二叔一九四三年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五年授上校军衔，除军事和行政职务外，先后担任过营、团、军分区、学院党委常委、江西省政协委员、苏州市政协常委等职。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叔在苏州大学顾问的虚位上离职休养了。此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除了战争留下的残疾外，喉咙哑了，是文革时期被本校外语系的学生用电线捅坏的，腿也不能动，是在农场劳动时跌伤的，左手不能上举，右手发抖不能拿笔，后来又患脑动脉硬化、帕金森氏综合症，已经不能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日常生活不能自理，他本人和家人都为之感到十分痛苦。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六日，二叔结束了他坎坷而又光荣的一生，终年八十岁。他离休后曾希望回家乡宁国定居以安度晚年，组织上可以为他拨款建房，已嘱我为他择地选址，但后来不知是何缘故，没有了下文。后又曾经戏言，活着未能叶落归根，死后能否魂归故里？或许这正是他内心意愿的流露，但他去世后，遵照他的临终遗言，骨灰撒进了烟波浩淼的太湖之中。
患难夫妻
二叔一生兢兢业业，清贫守志，付出多，索取少。所幸的是，他有一个美丽聪慧、善良贤德的好妻子，同他患难与共几十年，在他经受磨难特别是在他文革中受迫害和晚年久卧病床的岁月里，随侍左右，给他以温存的抚慰和悉心殷切的照料，直到他长辞人世。
二叔参加革命前，在家乡曾经有过一段家庭包办但并未既成事实的童养媳式的婚姻。随着二叔的离家出走，这段婚姻便自然解体了。直到全国解放前的十几年里，再没有婚姻史。
全国解放时，二叔已三十六岁，应该考虑终身大事了。此时他心中已装进了一个人，这个人便是他在担任青年干部大队长时招收的由上海来的知识青年章祖敏。于是他向组织上表明了自己的心愿，谁知受到当时兵团某副政委的阻挠。一九五0年四月的某一天，二叔约章祖敏到剧场看京剧“包公案”，正好坐在某副政委后排。这位副政委看到二叔带女朋友一起来看戏，顿时冒起无名大火，当众厉声呵斥二叔，责骂他与家庭出身有问题的资产阶级小姐谈朋友。二叔当众受辱，气得发抖，当场就病倒了，经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他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既不肯吃药，又不肯打针。章祖敏凭着一颗善良的心，顾不得别人的闲言碎语，天天到医院看望二叔，安抚他，照顾他。有章祖敏细心温情的护理，二叔愿意配合医生治疗了。药物治疗和精神治疗齐头并进，病很快就好了。此时外面的风言风语多了起来。章祖敏想，石平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心地纯朴善良，是个好人。于是下定决心，主动向二叔提出结婚的要求。二叔反而认为不妥，自己体残多病，不能害了这位纯朴的上海姑娘，但他又确实从心底里爱她。经战友们诚恳劝说，终于答应，由其老战友、特务团政委林谷为他写好结婚申请报告，并说服兵团组织部门批准，结了婚。
一九六五年，夫妇同时转业到江苏省师范学院。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二叔受到迫害，夫妇双双被赶到农场，二叔喂猪，二婶放牛。二婶怕二叔受不了冲击和刺激导致精神病复发，每天趁放牛的机会，牵着牛到二叔喂猪的地方与他偷偷相会，关心他，安慰他。二婶整天提心吊胆，既要照顾二叔，又牵掛家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工资停发了，只给生活费。二婶和孩子省吃俭用，攒出一点钱来买人参，碾成粉掺在熟豆粉、花生饼干里，每次用纸包一点带到猪场边，偷偷地让二叔当场赶快吃掉，不让任何人发现。并安慰他：只要活下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就这样天天如此，朝朝如是，从物质上到精神上接济和抚慰着处在绝境中的丈夫，搀扶他走出了人生的又一个沼泽地。有她的精心照料，二叔的身体才没有垮掉。
一九八九年底，二叔住进了医院。一九九一年九月，已在医院卧床两年的二叔病情加重。二婶来信希望我能代表家乡亲人去看望一下。我于十月下旬去苏州，寻至病房，正值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医护人员及家人忙作一团。二叔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蛛网般的导线连接着各种医疗监测器械。经过抢救，死神暂时退去。一阵紧张之后，病房里的人少了，不再拥挤。环顾四周，我才看见病房里摆满了家常用物，可见二婶陪伴着二叔度过了怎样的岁月。此时的二叔已是形容枯槁、面如死灰了。二婶不停地抚摸和搓揉着他的面颊和四肢，不停地为他换下因大小便失禁而弄脏了的衣裤，为他擦洗弄脏了的身子。这一切都是她坚持亲自做，而只让护士和家人当助手。因为怕吸痰器触痛了二叔的口腔和咽喉，她竟口对口地为他吸痰。当二叔平静的时候，二婶便坐在床边，以她比二叔小十六岁的年龄和她解放前上海幼儿师范学校毕业的科班底子，象一位慈祥的奶奶对自己疼爱的婴幼儿那样，柔声细语、和颜悦色地对二叔说着话。此时的二叔已不能睁眼认人，也不能与人对话，但心中是有感知的。二婶握着他的手，俯着身子，凑在他的耳边说：“我说的话你听到没有？如果听到了就动一下大拇指，好吗？”我在旁边注意看到，二叔那只被二婶握着的手的大拇指果然动了一下。二婶说：“遵仁来了，老家的遵仁来了，他从安徽来看你了。你听到了吗？”这回不仅看到他的大拇 指动了一下，而且听到他喉管里发出了“噢、噢”的声音。二婶又说：“你想起来了吗？不是你要他来的吗？”二叔又是“噢、噢、噢”的三声。我连忙握住他的另一只手。二婶说：“现在是遵仁握着你的手，让他和你说话，好吗？”我说着话，他的大拇指不时地动着，嗓子里发出“噢、噢、噢”的声音，身子微微地动，似乎想坐起来，眼睛里滚出了两行清泪。不用说，他的千言万语尽在这泪中了。二婶见状也不由得落下泪来。她说：“他已经很久没有流泪了，今天是因为你来了，他终于盼到老家来了亲人了。”
战地诗篇
二叔一生写了很多诗歌，即使是在戎马倥偬、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也不忘勤奋执笔。这些诗歌可以说是他生活经历、性格品行和思想情感的真实写照。诗稿纪录了他一生的主要经历，特别是从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到一九四九年十月全国解放期间的战斗生涯，贯穿着为国捐躯、为民献身的凌云壮志。通读这些诗稿，如同参观一次革命历史教育展览，其展示的不仅是个人舍生忘死的战斗经历，更是波澜壮阔、惊天动地的历史画面。由于是亲身经历的纪实，读来真实感人。作诗和做人是统一的。二叔的诗歌反映了一个革命者高尚的人品、无私的情怀和坚强不屈的精神。在诗歌中，我们感受到他那强烈的民族感、战友爱和家乡情。这些诗稿是他留给后辈的丰厚精神遗产。
二叔的诗稿，战争年代遗失了一些，保存下来的有百余首。全国解放后，二叔经过整理誊抄在一个笔记本上，文化大革命初被造反派搜出，因发现笔记本上有“军事机密”字样，才幸免抄走。一九八三年，二叔又将建国前后所存诗稿连贯起来重新誊抄一遍，在“老战士诗文集”上刊登了一部分，冠名为“征夫残年留诗痕”，后又将全部诗稿打印成册，更名为“纪实的战歌”。
刚直留清名
二叔为人正直，襟怀坦荡，颇受属下爱戴和周围人们的好评，但其职位却一直徘徊不前。究其原因：一是性情正直，不事逢迎，其实这正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应该具备的优秀品质。由于他的刚直不阿，使其遭受了很多本可以避免的痛苦。二是皖南事变被俘一事被内定限制使用，莫须有的黑锅一直背着。三是所谓“丧失阶级立场，娶资产阶级小姐为妻。”其实二婶是冲破阻力，舍弃舒适生活，投身革命队伍的革命军人，而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小姐。四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时，因为说了类似“万言书”的话，又把他扯到彭德怀那条线上去了。在那样的年代里，有了这几条，职务的提升自然是很难的了。以至他的战友、同事、部下都已提到相当高级的职位，连他当团参谋长时的警卫员都当了师长时，他自己却以享受师级待遇的副师职被安排转业了。
二叔忠耿刚直的性格在他的一生中始终不改。仅据我所知的几件事就足以证明：第一件事，一九六四年，组织上让他在和妻子离婚可提升职务与若不离婚就不予提升而且要转业这两条路之间选择时，二叔的回答是：“可以回家种田，但绝不离婚！”其言铮铮，掷地有声，结果便自然是转业了。第二件事，文革期间长期遭受迫害，但始终不丧失人格，不肯向当权者和造反派求情告饶，不向权势低头。第三件事，三个子女长期下放劳动，别的知青都由家长想办法、找关系、走门路回城工作和上学，而他一直不愿这样做，直到自己恢复工作后也没有以自己的地位去谋求子女的回城。拨乱反正后，儿女们才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学习和工作的机会。当一些在中央省部担任领导工作的战友责怪他，并主动表示要出面做工作，帮他把子女调回城时，他却说：“你们不要搞，搞了我也不承情。”那些好心人只好作罢。第四件事，关于参加革命工作时间，过去一直认定为一九三八年，但根据中组部文件精神，可从一九三五年他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时算起。这既关系到政治荣誉，也关系到工资级别和生活待遇。当有关方面准备为他重新认定时，他却说：“只要党知道就行了，何必重新认定。”第五件事，填写履历表中的有关内容时，总是就低不就高。在皖南新四军里，他是干部身份，而在表里却填“兵”。他在参加新四军前曾在上海上过中学，在部队里又多次进军事院校和高级党校学习，且早在一九五七年就评定为军事教育副教授职称，而他历次履历表的文化程度一直填“相当于初中” 。
逝者如流水。二叔坎坷的一生自有后人评说。好在苏州大学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九日对他的生平作了客观的评价：石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努力奋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这应该算是盖棺定论吧。
（作者系宁国市劳动局原党组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