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国忠臣——高加索
华 和 平
高加索，本名吕建军（1924—1998），出生于宁国太平村，中国当代著名诗人。1946年，在南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派遣，在国民党军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系南京地下党新闻分委委员。解放后任南京市委宣传部干事、南京市政协学习办公室副主任、《爱国报》主编，1986年离休，1998年7月逝世。生前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南京市作协常务理事、南京市文联委员。他于1942年开始诗歌创作，出版诗集有：《花开满地又是春》、《江南谣》、《正午的瞳孔》、《秋天里的春天》等，多次获文学大奖，入选《中国当代诗人传略》。
少年不知酒滋味
小口品，大口品
苦酒烈酒品了大半生
品得眼花头又晕
老来才知酒滋味
不想品，不敢品
敬酒罚酒一概不动心
留得醒眼看浮沉
——高加索《酒之韵》
记得是1987年某一天，我在《诗刊》上看到了这首诗时，被诗意的流畅，意境的宏阔所折服。此后，我在不少文学刊物上读到高加索的诗，也就记住了这个名字。大概在九十年代初，我在一册地方史料上又看到这个名字，而且是宁国县太平人。高加索是他的笔名，其真实名字叫吕健军。我为之诧异，而后为之惊喜。宁国出了个著名诗人，我为家乡有这么一位文学前辈而兴奋。
1998年，《宁国报》创办，我时任编辑部主任，开辟了“天南地北宁国人”栏目，寻找、采访在外的各个领域的宁国名人。于是，我于这年草长莺飞的阳春三月，驱车去了南京，拜访了我心仪已久的高加索老诗人。去前，我们通了电话，知道他生病一段时间了，没想到他得了癌症。见到他已十分消瘦，说话已没有多大力气，但他见了家乡来人，还是强打精神与我们交谈。谈他对家乡的思念，对太平村儿时人事的挂念，也谈了他如何走上革命道路，但说的最多的是他对诗歌的热爱和痴迷，对新诗发展和改革的见解，但极少说到解放前夕他在南京做地下工作的经历，不说他五十年代入狱、打成右派、下放劳动的命运。我望着书房里挂着一幅书法作品出神：“诗国忠臣”，“真是名副其实啊”。他忙说：“过奖了，这是大书法家萧娴老人的鼓励。”我没有接话，已陷入沉思：高加索由写诗，走上革命道路；由于在五十年代被投入监狱，成了右派，下放苏北农村劳动，二十年没有创作的权力；七十年代末，平反改正后又拿起笔，诗泉汩汩涌出，南京诗坛风生水起；离休后，一边创作，一边以扶持文学新人为己任。一生痴心于诗，“诗国忠臣”是他的人生写照啊！
不到一个月，我写的长篇通讯《诗国忠臣——高加索》在《宁国报》上刊出，并寄几份至高加索家。后听他当年做地下工作的战友、老乡周一凡先生告诉我：这份《宁国报》到他手上时，他已躺在病床上，无力阅读也无力说话，还是周先生将文章读给高老听，他听过后，两行老泪从眼眶溢出，他喃喃说：“没忘记我啊。”1998年7月18日，高加索合上了双眼。
忠心昭日月
时光回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1924年，宁国县太平乡的一个小山村里一颗幼小的生命来到人世间。或许他不忍看到战火不断、民不聊生的世界，一声啼哭撕破了漆黑的天空。这个生命就是吕健军。他中学毕业后，回乡任小学教师，后还当过小学代理校长；他也在家放过牛。他爱憎分明、蔑视权贵，在家乡留下了许多佳话。
抗战胜利后，吕健军怀揣理想来到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想实现自己的愿望——上大学。
1946年初，他进了一所临时大学先修班，并被选为学生自治会宣传干事，办过墙报，宣传进步思想。他们入学不久，学校秉承国民政府教育部旨意，搞所谓甄别“伪教授、伪学生”的运动，其目的就是歧视或迫害一些进步学生。此举引起学生们的愤慨。作为学生自治会宣传干事的吕健军，与学生自治会同学一道，组织了全校持续时间较长的罢课、罢考和游行示威。而国民党政府却派要员来校坚持一意孤行，并派反动军警包围学生住宿的文昌桥宿舍，强迫学生戴上械具参加考试，并悍然宣布不参加考试者一律开除时，吕健军冲开人群跃上讲台，横眉怒目当面指斥国民党政要。而这时却有几十名三青团学生在反动军警保护下进入考场，千余名同学看在眼里，愤怒至极，一致表示要更加团结，坚持罢考，不畏开除。
吕健军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参加师生座谈会，与国民党教育部次长杭立武正面交锋，终于迫使杭立武让步，学生分配名额由25%提高到50%，而三青团学生反而一律重考，这样在政治上给三青团狠狠敲了一棒。
此时的南京临时大学先修班的学生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而且吕健军是参与斗争的同学中的骨干和组织者。这场鲜为人知的斗争，教育了一些人，为后来的南京学生运动拉开了小小的序幕。
当时学生斗争主要打击的对象是三青团南京市支团部。三青团曾竭力拉拢吕健军，他不予理睬，断然拒绝。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用实际行动站在革命一边，站在共产党一边，他在《弟弟·灯》诗中已表明了自己的心迹。他用行动赢得了党组织的信任，1946年6月，他加入了共产党。
他在南京临时大学的斗争，招来了当局的忌恨和特务的监视。他不再上学了，便遵照当时南京地下党的“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的指示，利用他二哥的关系，打入敌人内部从事地下活动。他的公开身份是军统局印刷厂校对，其秘密身份则是南京地下党新闻分委委员，负责联系指导隐蔽在新闻界或其它部门的地下党员，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秘密任务。
据吕健军发展的地下党员、也是宁国人的周一凡先生回忆：吕健军此时年龄不大，但地下工作经验丰富，有着面对凶险时镇定自若的气质。那时地下工作接头常在街头巷尾，边走边谈，他总是那么从容镇定地传达党的指示，以他的“横眉”的胆识鼓舞我们，使我们能在虎穴里沉静捕捉战机，主动出击，得以不断克敌制胜，完成地下党交给的任务。
那时的南京城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为挽救岌岌可危的政权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军统特务们大肆搜捕隐蔽在各个领域的中共地下党员及情报人员。一天，地下党交给吕健军一个重要任务：想尽办法搞到敌人准备秘密逮捕在南京几所大学的地下党及情报人员名单。吕健军立即约见打入军统局学运组的周一凡、汪洋，要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在敌人未行动前搞到名单。周一凡和汪洋用计抄写了名单交给吕健军，得以让这些同志连夜转移。第二天，敌人扑了个空。吕健军他们成功地保护了党的力量。
吕健军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他还秘密培养、发展了几名党员，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南京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南京解放后，吕健军先分到市委宣传部当宣传干事，后因他二哥的历史问题，调到抗美援朝分会当秘书。他未因为对他不公而抱怨，积极工作，热情写诗歌颂新中国。他把出诗集得到的全部稿费捐给了抗美援朝分会。后又调到南京市政协，担任学习办公室副主任。1955年，他因热爱诗歌给胡风写过信的事，在狱中审查了近一年。1957年，又因他参加了南京文艺界“江南诗社”，被打成“右派分子”，这个当年为共产党深入敌人魔窟，时刻准备献出生命的革命者，今天居然被开除党籍，打入另册。他在南京郊区一个小煤窑里劳动了三年，直到1961年才回到原单位摘了“右派”帽子。1965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个摘帽右派当然又是首当其冲挨整挨斗。先是到五七干校边劳动边审查，后来干脆将其全家下放到苏北泗县农村劳动。在泗县，吕健军当过基层供销社营业员、县土产公司办事员。此时的他已经不指望回城，来自皖南农村的他已打算在苏北农村度过人生。虽然，他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不抱怨不消沉，在农村的任何岗位上都兢兢业业，年年被单位评为积极分子或先进工作者。这一下放就是9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七十年代末，吕健军及全家回到南京，他的错划右派得以改正，党籍被恢复，二十年末写诗的笔又得以重握。他回到南京市政协，又当上了二十多年前当过的学习办公室副主任。南京市政协办《爱国报》，吕健军奉命任主编，直到1986年离休。
《江海学刊》前主编、著名杂文家姚北桦先生曾在回忆文章中说：“高加索的一生真是一个苦字。无论他在哪里工作，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受领导赏识，群众欢迎的，都是他；然而一搞运动，哪一次挨整也少不了他，仿佛少了他，就不成其为运动。”
吕健军的一生是多难的，是革命的，任何艰难困苦，风风雨雨，没有磨蚀和淹灭他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贞不渝。他的一生是清贫的，但又是富有的，虽然家徒四壁，但他留给我们的是他不朽的精神、激情的诗句，这才是他——一个大写的“人”。
诗情慰平生
“要是有一天/世界上的人/都有了灯，都有了火/世界上/没有黑夜了/小弟弟们/都不怕黑了/大家拍手，大家唱歌/那该多好呀/小弟弟”。这是高加索于1943年发表在《前线日报》副刊上的《弟弟·灯》诗中的诗句，此时他只有十八、九岁。这首诗表达了他向往革命、盼望人类解放的信念，一发表，立即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较大反响，而且得到文学界较高评价。
高加索写于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又打内战的1946年春的《观音土》这首诗，深刻写出了农村、农民生活的苦难：“为什么人家米仓里长了虫/为什么我们连粥都没得吃。”“天不是已经亮了吗/为什么我们还是黑漆漆/为什么贫穷的更贫穷/为什么富贵的更富贵。”“难道八年的仗是白打的/难道八年的苦是白吃的/你们诗人歌唱的好日子/究竟在哪一天来哩。”这首诗在《大公报》上发表后，著名诗人丁力为诗撰文评介，解放后，这首诗收入《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1947年高加索与几位致力于民歌体的诗人合出了诗集《花开满地又是春》。
高加索从四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诗歌、小说、散文各种文体都有建树，更钟情于新诗。他开始用的笔名是珞珈、庄村、何时旦等，更多的并一直用下去的笔名是“高加索”，比他的真实姓名出现的频率高得多，以致人们只知“高加索”，老年时，人们也只称他“高老头”。老一辈的文学家似乎都是这样：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等。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皖南农村人，为何用苏联的一个地名为笔名？他自己有过解释：“大概是看了一些苏联的小说和读了一些普式庚、莱蒙托夫的诗，出于对社会主义的憧憬，对高加索的向往，便改用了这个笔名。解放前用此笔名，是要冒点风险的，为了保护自己，有时也换成‘郭家梭’、‘贾索’、‘加索’等。
解放后，高加索迎来了他诗歌创作的春天。虽然在政治上他被调来调去，但在文学创作上是自由的。他参加了“南京诗歌工作者联谊会”；参加了《人民诗歌》的编辑工作。工作之余，继续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诗作。同众多的文学工作者一样，亲自体验人民当家作主的愉快生活，面对沸腾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放声歌唱。他的第一本个人诗集《江南谣》就是这个时期出版的，后被编入了“江南诗丛”。
那个时候，他在诗歌创作上如日中天。他为祖国的艳阳天而歌，他为人民当家作主而唱。至于他个人的不公正待遇，他认为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就行了。他为文艺创作、为诗歌的创作给当时的文艺理论界权威胡风写信求教，结果被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人发现了，他在狱中被审查了近一年。出狱后，诗人高加索仍然没有放弃写作，仍然与南京几个诗人结成“江南诗社”，在一起探讨诗歌理论进行创作。正逢“反右运动”，自然，高加索的个性以及结社，给自己戴上了“右派”帽子。自此，他创作的笔被搁置了，被剥夺创作二十余年。这20年，正是他三十多岁至五十多岁的青中年时期，是文学创作的黄金期。没有人性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扼杀了多少有可能成为大师级人物的命运，高加索就是其中之一。
“我是一块老姜/鲜嫩的姜汁早已失脱/只剩下一副干瘪的躯壳/瓤子全是粗糙的经络。而且，我是一块切制过的老姜/如今被糖水浸着，酱油泡着/强烈的辛辣已让甜味咸味中和/既不能当佐料，又不能入药。不过，我还不是一块变质的老姜/驱寒提暖的性能并未全部淹没/若细细咀嚼，根根经络仍然热似火/因此我相信，这世界还是用得着我。”这是高加索平反后重返诗坛时写得一首咏志诗，自说是“一块没有变质的老姜”，相信这人世间还用得着。俗话说“生姜还是老的辣”，高加索等一批老诗人重返南京诗坛，带来了八十年代南京诗歌界的繁荣时期。那时候我常在《诗刊》、《雨花》等文学杂志上读到高加索的诗。他的诗情如积蓄已久的库水、大山深处的清泉，源源不断奔涌而下，清新、蓬勃，充满活力。
高加索平反后重新执笔的第一首诗《风·花·雪·月》，发表在《雨花》杂志上，并在当年获得《雨花》一等奖。他的这组诗无疑是向南京诗坛丢下了一颗石头，溅起不小的波澜。年轻的诗歌读者惊叹后打听：高加索是谁？中年读者在心中说：高加索，久违了，20年后终于又看到您的诗了。
高加索重新回到诗坛上，已进入了人生的秋天，改革开放的春风又吹醒了他那颗冻僵了的诗魂，他为自己又获得创作自由而惊喜：“惊喜我顶破板结的封土/惊喜我挣脱自缚的外壳/惊喜我于短暂的匍匐沉默之后/便迎风展翅，迎日而歌。”他为改革开放放声歌唱：“我破土而出原是为了你/我的歌声乃是你火热的呼吸/迫不及待为你呐喊助威/为你呼唤一个葱茏的世纪。”从此，他一发不可收，被人们称为“三吟”的《白发吟》、《泪花吟》、《生命吟》，以及《春风吹燃的生活》（组诗）、《秋天里的春天》（组诗）、《写给故乡的山水》（组诗）、《烈士，在雨花台前独白》等等佳作不断呈现给广大读者。高加索用“正午的瞳孔”去审视金陵的历史，去寻觅秦淮河的诗稿，与莫愁女相视而谈。他呼唤夏天的火热，他谛听蝉之歌唱……
他曾在自己剪影诗中写道：“一颗半侧的苍老的头颅/给透明世界涂了一团黑影/后脑勺翘起几撮刺毛/钢盔压了多少年也没压平/尽管借助于一副镜架/看人间事也还是模糊不清/似在沉思，似在遐想/半截子灵感燃烟尚未燃尽/手指头仍然向前半屈半伸/似在回忆/似在憧憬/瞳孔变焦对准正午的风景/老姜抽芽白发吟罢黑发生。”
他对诗如痴如迷，因此，他顾不上修边幅，甚至发现不了皮鞋带已松开。并不是他不会生活，而是脑海里填满了诗，生活的细节挤不进去。这就闹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段佳话：那是他刚搬到新居不久，有一回下班回家，突然失去了住家地址的记忆，只得在附近转来转去，转了几个小时才在别人指点下摸到自家门。
他的第二本个人诗集《秋天里的春天》出版后获得“金陵文学奖”首届诗歌一等奖；他与由他任社长的莫愁诗社里的十一位诗友的合集《正午的瞳孔》获得了“金陵文学奖”第二届诗歌一等奖。由于高加索的诗歌成就，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江苏省作家协会，还是南京市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南京市文联委员。
1986年，62岁的高加索离休了，离开了他亲自创办的《爱国报》，离开了受20余年的折磨而后重新工作不到10年的工作岗位。
作为主编的吕健军已经离休，作为诗人高加索还在为诗歌、文学事业劳动着。他把培养青年诗人作为他晚年的人生追求。
十年动乱之后的中国诗坛百花争艳，精彩纷呈。老诗人重执诗笔，年青作者激情澎湃，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文学春天。当时南京文学创作氛围正浓，培训年青作者的青春文学院、文学创作园等培训机构应运而生。高加索被聘为青春文学院顾问、杭州初阳台文学创作园顾问兼南京分园主任，他是既顾又问，亲自讲课、改稿。他的课讲得生动风趣，他的辅导诗歌创作的文稿《诗的眼睛》、《诗的衣裳》、《诗的翅膀》、《诗的探问》等曾感染了一批又一批学员和诗歌作者，有的学员就是读着这些文稿走上了诗坛，成了诗人。
无论是南京的作者，或是外地的求教者，甚至打工者，他都给予无私帮助。九十年代南京著名女诗人余小平就是在高加索一次次严厉的批评中完成成长过程的。她说她要把送给高老师批阅印下烟灰焦迹的诗稿珍藏到永远。上海一位回城青年诗人任健，与高加索素味平生，可他与高老师通信七年，他出版的诗集里每首诗都经过高老师修改过，高加索称之：与任健在诗歌的草坪上散了七年步。
高加索为青年诗人阅稿、改稿，写诗歌评论，为青年诗人的诗集作序。他说过：“我人老了，声音嘶哑了，为青年人做做人梯不也是延伸了自己诗歌的生命吗？”
当年大书法家萧娴老人为高加索题字“诗国忠臣”，他曾十分开心地说：“我要把这四个字刺在背上，像岳飞那样！”他已经将这四个字刻在他生命里，刻在灵魂里。
高加索离开我们已经十余年了，但他的诗、他的精神未曾离开我们。我时常翻阅我采访他时送我的他的诗集、讲稿，时常翻阅他逝世后，南京市作家协会为他出版的《高加索诗文选》中那么多的文学大家写的纪念文章。纵观高加索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文学的一生。在敌人魔窟里出生入死，在刀锋上跳舞；解放后为人民而歌，为新中国而唱。虽被打入另册，活得痛苦，活得艰难，精神孤独，但他活得庄严，活得有份量。
以我这个后辈人的理解，高加索的一生可以借用周一凡先生为高加索写的挽联来概括：
披肝沥胆忠心昭日月
含辛负重诗情慰平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