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陆路运输落后的漫长历史中，水阳江自古以来就是皖南地区重要的运输通道。据《安徽省志·交通志》载，宁国境内，船只每年可正常通航8个月，宣城至河沥溪可通行10吨左右的帆船，河沥溪至石口可通行5吨以下船只，西津河自胡乐至水阳江可通行5吨以下船只，竹峰至中津河口可通行5吨以下船只。此外，在洪水期间，东津、中津、西津三河以及较大的支流均可通行竹排、木排进入水阳江。

因水运之需，修筑河坝必须兼顾灌溉与通航两个方面。因此，位于航道上的所有河坝，都不是满河封闭的，且都是“滚水坝”。所谓不封闭，就是在坝体中段或一端留出足够的缺口供船只和竹木排通行。所谓滚水坝，是指坝体不很高，涨水时，多余的水可以从坝顶溢过，既能抬高水位适于引流灌溉，也不至于阻碍泄洪。坝体的长度、高度和选址，视水量需要和岸边开挖引流沟渠的便利性而定。

一些重要的渡口集镇，是重要的客货集散地，如港口、河沥溪、东岸、胡乐、石口等地，还需要建设供船只停泊和转场调度的码头。这些地方即使不适合建造灌溉用的水坝，也要在码头下游筑坝，让坝与码头区间即形成平静宽阔的深水区。

历史上，最繁忙的码头是河沥溪和港口镇两地。船只和竹木排大多在这两地集结，并且两地相互协作转运。因此，需要更宽阔的深水区成为河港。河沥溪桥东两侧，筑有数百米青石阶梯码头，下游几里外建水坝，形成碧波荡漾的河港。港口镇利用水阳江河道较平坦的优势造港，其流村码头可停泊上百吨位的船舶。港口镇本为杜迁铺所在地（亦称杜迁市），因为水运河港闻名遐迩而得 “港口”之名。

在山区，河道落差较大，为了航道畅通，建河坝可以克服激流险滩。如古代西津河上的永宁坝。2001年3月，港口湾水库修筑溢洪道，当挖掘机将原始河道表层砂石揭去后，一段古坝遗存暴露出来，并出土一块石碑，碑题为《永宁坝记》。这才知这是一座修建于清雍正年间的古坝。碑文大意为：此地为险滩，古名累鱼滩，舟筏过此常遭损阻甚至发生伤亡事故，当地胡姓家族捐资投工建坝，因河道靠近左岸一侧险情多，故将水坝建在左岸，右岸一侧留出通道，这样便抬高了水位免使舟船触底，同时，使右道水流加深便于舟筏顺畅通行，并使右道常年受到大水流的冲刷而不淤积。永宁古坝的发现，证实了西津河在古代水运交通中的重要性，也让我们进一步认识了古人治水的智慧。

水运发达为商业繁荣创造了条件。至明代初期，以徽州府和宁国府两地商人为代表的徽商队伍渐成气候，市镇相继涌现。据明代嘉靖《宁国县志》记载，宁国县市镇达到5处，分别为港口市、河沥溪市、东岸市、胡乐市、石口市。这些市镇均为河流渡口商埠，分布于水阳江、西津河、东津河。明代还在胡乐、石口两镇设巡检司，管控水陆要冲的商旅往来（石口巡检司称岳山巡检司，原址岳山下，洪武中迁石口）。

在明代地方志中，宁国府六县中仅有宁国县、泾县有市镇的记载。徽州府各县，自南宋以来形成很多聚族而居的大规模村落，外出经商者众多，并发展成为徽商劲旅，但市镇的发展并不比宁国领先。据嘉靖《徽州府志》载，当时徽州府的市镇仅有歙县3处，休宁4处，婺源1处，祁门、黟县、绩溪未见记载。显然，元明时期，宁国当地市镇发展在徽宁两府位居前列。

清代，徽宁两府商业市镇群起，太平县、黟县、绩溪县的市镇各为7处，宣城县、泾县各为21处，其他诸县均达到十多处。宁国县人口自乾隆时期快速增长，至道光年代一直稳定在30万人上下。与此同时，新的市镇迅速增长，道光年代的市镇数量达到15处。新增的市镇，同样立于河岸，并且向支流延伸，如宁墩、朱家桥、虹龙等。遗憾的是，清末太平天国战争、瘟疫，宁国人口锐减，市镇凋敝，仅存古街古道遗迹。

（黄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