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的传奇少女
——记宁国第一位留学的方金銮
周喜平
方金銮，女，1905年出生，宁国县河沥溪人。她热爱祖国,追求真理,曾经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她渴求知识,矢志读书,是宁国第一位出国求学的女学生。
少年求学
方金銮姐妹三人，她排行第三。父亲方冶秋是前清秀才，无职业，而且有吸鸦片的恶习，他没有儿子，对女儿们读书持反对态度。祖父方光庭经商多年，思想开明，反对女子缠足，主张女子和男子一样要读书识字，要自强自立。方金銮的曾祖母早年曾读过书，在祖父的安排下，方金銮的两个姐姐从小就在曾祖母的指教下，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女儿经》、《孟子》等。那时方金銮才五岁，看到姐姐们读书，也吵着要读书，于是曾祖母给了她一本《三字经》，让她跟着两个姐姐后面读。虽然她并不认得书中的字，可读书声却象唱歌一样。
1913年，宁国县女子小学成立。在祖父的支持下，方金銮的两个姐姐进入女子小学读书，方金銮吵着也要读书，因年龄太小，河沥溪到城里路途较远，家中不放心，女子小学没有读成，便被送到河沥溪一家私塾就读。方金銮在私塾读了近两年，因经常生病请假，只读了几本国文教科书。1914年下半年，女子小学因故停办。方金銮的祖父决定送方金銮的两个姐姐到芜湖读书，方金銮吵着也要去，因年龄小，祖父不同意，但被方金銮吵得无奈，祖父最后勉强同意。1915年正月十八，方金銮姐妹三人在母亲的陪伴下到了芜湖，在芜湖西门铁锁巷租了两间房屋居住。姐妹三人均就读于省立第二女子师范附小，学校根据每个人的学习程度安排插班，方金銮和她的二姐被插班在四年级第二学期上课（当时小学七年制）。1917年，因祖母包办，方金銮大姐辍学结婚。1918年，方金銮和二姐小学毕业，同时升入第二女子师范本科就读。
1919年，方金銮祖父去世，家庭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父亲不愿意两个女儿继续读书，收走了祖父留给母亲的积蓄，方金銮姐妹二人几乎要失学。祖母同情两个孙女，东借西凑才维持了她们的学业。幸好她们读的是师范学校，学费伙食费全免，学习成绩前三名的还免书籍费。方金銮刻苦学习，成绩优异，多次被免去书籍费。1920年，方金銮母亲去世，姐妹俩虽然悲伤不已，但也更加坚定了发愤读书的决心。在艰苦的生活环境里，姐妹俩苦读四年，1922年暑假毕业于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
投身“五四”
1919年“五四”运动的熊熊烈火在神州大地迅猛燃烧。当时方金銮是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二年级学生，年龄仅15虚岁。她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义无反顾的投身于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
1919年5、6月份，芜湖安徽省立第五中学（现在芜湖一中前身）校监、进步教师高语罕接到北京来电，立即召集芜湖各校负责人开会，商讨如何响应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筹备成立学生联合会事宜。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监姚慎思以“男女授受不亲”是老祖宗的规矩为由反对成立学生联合会，高语罕老师斩钉截铁地驳斥了姚慎思。会议最后通过了成立芜湖学生联合会的决议案。会后，各校学生立即行动，筹款募捐在二街租了一爿房子作为会址，很快挂出了“芜湖学生联合会”的牌子。这就是芜湖学联的创始。芜湖学联牌子挂上没几天，就被皖南镇守马联甲派兵摘去。马联甲同时明令禁止学生的聚会活动。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并没有被吓倒，芜湖学生联合会的活动转入地下斗争，虽然有危险，但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
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响应芜湖学生联合会的号召，成立学生会。年仅15岁的方金銮被推选为会长，而20岁的杨懿贞却被推选为副会长。推选她们二人担任正副会长的原因有三：第一，她们二人都不是当地人，没有来自家长的阻拦。第二，由方金銮祖父抚养成人的方金銮的同族伯父方介五在芜湖经营粮食加工行业，是芜湖巨贾，在芜湖的社会活动能力很强，同学们把他作为方金銮的后台。第三，也与方金銮优异的学习成绩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有关。虽然方金銮没有来自家庭的阻拦，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一个女学生经常和男学生接触来往，并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来自社会舆论方面的讥讽和评头评足，也是人言可畏。方金銮顶住了这些压力，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带领大家开展学生会的活动。她们动员和组织学生罢课，组织学生和教职员工上街游行，散发传单，宣传日本帝国主义的亡我祸心与国家民族面临的危难，唤醒同胞，共御外侮。每次游行，方金銮都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由杨懿贞断后压阵。她们声泪俱下甚至是跪地呼号的宣传，感动了广大民众。为了宣传爱国反日思想，方金銮和她的同伴们将生死置之度外，夜以继日紧张的工作着。有一次，芜湖学生联合会开了一天会，晚上回到学校，连夜把会议上通过的文稿刻印成传单，印好后，东方已经发白，匆匆梳洗后，又立即组织同学们出发游行，当队伍经过芜湖县政府时，方金銮喊着喊着口号，突然昏倒在地，不醒人事，待醒来时，已经躺在宿舍的床上。
为了抵制日货，芜湖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到各商店挨门挨户宣传，要求店家在不卖日货的保证书上签字，并且没收和焚毁了一批日货。部分店家畏惧商会的压力，不敢签字，并且说，只要商会签字，他们保证服从。学生联合会便多次组织队伍或派代表来到商会，要求面见会长汤善福，汤善福均避而不见。于是学生联合会派人在商会门口日夜守探。一天得知汤善福正在商会里开会，方金銮和几个代表立刻前去，从早晨一直等到中午，才见到汤善福。谈判延续至下午，学生联合会通知各校学生集中，商会门口陆续集结了四、五百人。那天下着雨，天气阴沉，大家含泪诉说，哀求汤善福接收学生的要求，在抵制日货保证书上签字，汤善福以未接到上级命令为由拒绝签字，并暗中联系马联甲调来军队，企图镇压学生，引起了学生们的激愤。方金銮和女子师范的一百多名学生们，义愤填膺，列队冒雨跪在商会大门前的泥水里，对着荷枪实弹的官兵们哭诉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要是亡了你们就没有责任吗？”痛切陈词，直说得官兵们低下头来，为之动容，不一会便撤走了。方金銮和同学们又来找汤善福交涉，汤善福仍然无动于衷，拒绝签字。甲等商校的学生代表张承献怒不可遏，抓起桌上的茶壶向汤善福的头部砸去，汤善福立刻血流满面。方金銮以童子军队长的身份，指挥同学们用童子军棍把会议室内的所有陈设统统砸烂。直到晚上八点多钟，方金銮和同学们忍着饥饿斗争了一整天，在商会秘书出来求饶后，才返回学校。事后，马联甲派人到各校追查“凶手”，并要求各校将学生们排队，让他们点名查对，遭到各校当局和同学们的坚决反对，最后不了了之。芜湖学生联合会组织的这次爱国反日斗争，传播了“五四”爱国精神，在芜湖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1年，安徽省政府决定减少教育经费，扩充军费。安徽省教育界有名望的人士联合向省政府提出抗议，全省学生立即响应，安庆、芜湖等地的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安徽省政府悍然派兵向抗议学生开枪，打死安庆师范学校学生姜高琦，打伤学生周绍基，制造了“安庆学生惨案”，激起全省学生界的愤怒。为了声援安庆学生，芜湖学生联合会派出了十几名代表赴安庆，其中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代表是方金銮、杨懿贞和另外两名同学。方金銮和全省各地的学生代表一起，在安庆参加了一个星期的姜高琦追悼会和游行示威活动。同学们抬着内挂姜高琦血衣的“血衣亭”，高呼口号，所到之处，群情激愤，同仇敌忾。之后，各地学生代表分赴各较大城市，进一步扩大宣传，发动示威游行。愈演愈烈的学生运动，迫使当局终于作出让步，最后更换了省长和教育厅长。
东京求学
1922年，方金銮从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按照当时的规定，陆续在宁国、合肥、贵池、无为等县女子小学任教两年，其中1923年下半年被聘为宁国县女子小学校长兼教员。此时，方金銮已与就读于北京女高师的同学取得联系，暗中做好了上北京继续求学的准备。恐怕父亲不允许，1924年初，方金銮毅然辞去宁国女子小学校长职务，到合肥女子小学任职。1924年中秋节后，方金銮到达北京，不巧女高师招生考期已过，不得已进了女高师的补习班，一面补习功课，为来年的考试作准备，一面给别人抄抄写写，每月可得一、二十元补贴生活。这时，方金銮的祖母已经去世，父亲分文不给，方金銮的生活过得十分艰苦。
就在这时，远在日本东京求学的方金銮的同学吴学谦多次来信，鼓励方金銮去东京求学，并说如果能考取公费，学校费用不需自付。吴学谦与方金銮亲如姐妹，情同手足。好友的鼓励促使方金銮下定了赴日本求学的决心。1925年9月某日早上八点，方金銮和吴学谦介绍的另外五位男同学在上海登上了“长崎丸”大轮，次日上午十一时许抵长崎港，第三天下午抵达神户，然后改乘火车直达东京，受到吴学谦夫妇的热情接待。到东京一星期后，方金銮才向家中写信叙说已来日本求学的经过，父亲回信一面训斥她未经家中允许即自由行动，一面鼓励她既然去了就得用心读书，建议她学习医疗卫生专业，并答应两年内每年给五百元学费。
初到东京，语言文字不通。为了闯过语言和文字关，方金銮进了日华学会（用庚子赔款办的专为中国留学生服务的机构）办的日文补习班，每天上课4小时，另外每周一、三、五晚上到一日本人家中读日本小学课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方金銮每天学习十余小时的日语，终于闯过了语言和文字关。1927年3月，方金銮遵循父亲的旨意，进入东京女子医专特别预科就读，一年后升入正式预科。升入正式预科后，功课十分紧张，每周上课48小时，而且没有课本，学习完全靠笔记。在国内从未学过日文的方金銮，虽然到日本后学习了一年多的日语，但仍然感到异常吃力和十分紧张，她每天晚上查看参考书、整理笔记到半夜才能休息。紧张的学习和艰苦的生活，使方金銮的身体渐渐衰弱，长期咳嗽，气管炎发展成肺病，不得不休学，1929年暑假后回国休养。回国后，方金銮恐怕父亲阻止她再出国，没有回到宁国，到母校芜湖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图书馆谋了一份工作，维持生活。1930年春，方金銮的身体状况有所恢复，便第二次赴东京继续她的学业。考虑到国内很需要牙科医生，她决定学牙科，进入东京东泽女子牙科医生专门学校预科。此时，方金銮的父亲停止了经济上的供给，方金銮的生活十分窘迫，连吃饭都要靠同学们帮助。学校早餐供应牛奶、面包或米饭，她只喝牛奶，用饭盒把面包或米饭装起来留作中餐，上午第三节课时，胃饿得难受，下课喝自来水充饥，中餐时只买一角钱酱菜，或者干脆用酱油泡饭。这样艰苦的生活过了一年，方金銮的身体实在难以支撑，校方命她休学，并答应保留学籍，待身体恢复健康后再来，不得已方金銮于1931年上半年回国休养。这一次回国，方金銮仍然没有回到宁国，她要寻求家庭以外的经济帮助，为继续学业解除后顾之忧。于是，她找到芜湖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刘继宣，请刘校长代向安徽省政府请求津贴，在刘校长的热情帮助下，安徽省政府发给她求学期间每月40元津贴。同年底，方金銮身体稍有恢复，又第三次踏上她东京求学之路。1932年1月，方金銮父亲去世。虽然父亲对她的求学不支持，后来甚至分文不给，但父母的养育之恩方金銮没有忘记。接大姐来信后，方金銮遂请假回到宁国奔丧。这是她1924年初离开宁国9个年头后第一次回到宁国，回到家中已是父亲的“三七”，她悲伤万分，哭诉自己没有为父亲养老送终。丧事办完后，方金銮又第四次奔赴东京，继续牙科学校的学业，1933年毕业后，又在本校附属医院实习一年，专攻牙科矫正。
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招头，对中国虎视眈眈。“九·一八”、“一·二八”事件后，在日本的华侨、留学生处境十分艰难，他（她）们的活动受到监视，只要中国学生聚会，外事警察马上就到。方金銮的丈夫马鸿勋在明治大学学经济，一次参加同学们组织的学术会议，被警察带到警视厅，拷打的口吐鲜血，最后托人保释就医。东京的十二个警察署，马鸿勋曾被八个警察署拘捕拷打过。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旅日华侨及留学生纷纷回国，方金銮也不得不放弃学习条件较好的牙专附院工作，于1934年9月归国。
回国之后
回国后，方金銮先是受聘于南京市卫生局卫生所任牙科医师，1935年被调往南京市社会局健康教育委员会，专门从事全市少年儿童口腔卫生保健工作。此时，方金銮以为发挥自己的专长报效国家的时机到了。可是，好景不长，1937年抗战爆发，方金銮的报国志向破灭。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内迁，机关职员被解散，方金銮和丈夫马鸿勋携老带小辗转流亡，从湖北、湖南到贵州、四川、陕西，一路颠沛流离，1939年冬到达甘肃，方金銮受聘于甘肃省立医院，任牙科主治医生。不久，又流亡河南洛阳，受聘于河南省牙科医院。随着抗日战争局势的恶化，方金銮又跟随丈夫撤到湖北老河口。岂知老河口受日机轰炸甚烈，于是又携婆母、小姑子（丈夫的妹妹）及刚出世的长子撤至安徽省金寨县，受任省立医院牙科医生。在金寨工作生活了一年半时间，同样常受日军袭击骚扰，很不安定。1943年元旦，日军突然扫荡金寨，方金銮全家只顾逃命，一家老小衣物全被烧毁。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方金銮全家才回到丈夫的故乡巢县居住，生活稍有安定。此时，南京方面来信，命方金銮到原工作单位南京市社会局健康教育委员会就职，而这时方金銮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八年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把她的身体折磨得十分虚弱，家庭的拖累尤其是身体的不支，她没有启程就职。不久，解放战争又起，方金銮看到南京国民党政府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便无意赴南京就职了。
1949年全国解放后，方金銮到了芜湖，先后在市红十字会医院、第一人民医院、第二人民医院和芜湖市牙病防治所工作，1957年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1962年10月因健康原因退休。退休后，方金銮还经常参加农工民主党的活动和其它方面的社会活动。1979年，她儿子所在单位芜湖锅炉厂办日语学习班，她不要报酬，义务教学。她还分别担任共青团芜湖市委青年运动顾问和芜湖市历史学会特邀顾问，用她的亲身经历向青少年传播“五四”爱国精神。1982年11月，日本东京等五城市市长访问芜湖，市政府安排到方金銮家访问，方金銮热情接待，并且用日语与客人交流，引起日本客人的兴趣和惊讶，气氛十分亲切。
出生在封建社会封建家庭的女性方金銮，其人生经历颇具几分传奇色彩。她不畏艰难，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羁绊，追求女性的独立和解放，追求知识的力量，而在民族危亡之际，又义无反顾的投身于爱国洪流，表现了中华儿女自立自强的奋斗精神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她不愧是宁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位女中豪杰。
（本文根据方金銮女士回忆文章“八十自述”改写，原文载宁国文史资料第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