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春堂前说名宦
——记南宋初年宁国县令李椿年
高生元
李椿年（1096—1164），字仲永，北宋绍圣三年（1096）出生在饶州浮梁县丰田都一个农家，崇宁三年（1104）入丰田村私塾读书，少时聪颖好学，智慧超群，晚年自号逍遥公。
相传十二岁那年，李椿年随母亲去外祖父家，路过鹅公滩，见几个催收田赋小吏抢穷人家的猪去抵赋，人哭猪叫，招来许多人围观。只听那家妇人哭着说：“我家几亩田去年已卖给吴老爷，今年官府仍要我交赋，没有田哪来赋？这日子怎么过？”。李椿年听后，立志将来一定要平均天下赋税。
李椿年初以父升恩荫补迪功郎，重和元年（1118）进士及第，时年二十二岁。
李椿年中进士后，急于推行平均赋税，向皇上呈了一道奏章“请求变革，富国强民。”徽宗觉得不合时宜，加之内乱外侵，社会动荡，因此李椿年未得到及时授职，闲居在家。针对当时税赋不均的弊病，他提出平均税额，合理负担，力行经界。为了取得经验，“先从自家田量起”，并把村名丰田改名为界田。
直到南宋绍兴二年（1132），李椿年才出任宣州宁国县令，后迁宁国军节度推官。在宁国县任职期间，正值北宋灭亡南宋立朝初期，政局动荡，民心不稳，他采取惩恶扬善、恩威并用的方法及时稳定人心。一豪民乘社会动乱之机，伪造田契，强行霸占平民陈氏良田。李椿年得知此情况，认真调查，核实事情真相后，责令豪民退还霸占良田，赔偿数年来陈氏的经济损失，并责成在化洽亭（唐朝宁国县令范传真建）中面壁思过一时辰。李椿年这一惩恶扬善的举措，使他得到了乡民的支持和拥护。他教化乡民和睦相处，劝农耕种、栽桑养蚕。他试行按田亩平均纳税，即重新丈量土地，按实际田亩的数量、质量缴纳税款，为后来推行“经界法”打下了基础。李椿年在宁国任县令时，非常崇拜唐朝宁国县令范传真，以其“夫为吏者，人役也”为座右铭，并以自己的实际言行来影响县吏，真正做到了“当官者，是人民的公仆。”任宁国县令期间“吏才精敏，人咸称之。”
南宋初，戚方带领受苦百姓起义，后率众赴建康投靠杜充。杜充叛变后，部下星散。建炎三年（1129），戚方纠合散兵四处劫掠，成为江洋大盗，杀镇江知府兼浙西安抚使胡唐老，杀留守司统制扈成，成为纵横一方的大寇，令南宋朝廷十分头疼。建炎四年（1130），戚方三月破广德军，四月围宣州，五月寇宁国。宁国方坑口（今竹峰办事处桥头铺村方家冲）人方致尧率乡兵埋伏于石岭（山门洞东），派其子登山挥帜为号，贼至见势不妙，慌忙退走。方致尧率兵追击，在乱泥地里刺杀其白马将。 戚方大怒，重兵围攻方致尧。方致尧中流矢被捉， 戚方胁迫其投降，方致尧骂道：“我岂从贼耶？”戚方将方致尧杀害。绍兴四年（1134），县令李椿年得知方致尧为捍卫大宋朝廷，保地方百姓平安而献身的壮举，十分感动。为了褒扬方致尧忠义之举，特设祝祭于死所，并将此事上报朝廷，高宗赐谥：“义烈”，立祠方坑口祀之，名“义烈方公庙”。李椿年书门联“方公义烈，勇作宁川之屏障；正义昭然，甘护千秋之纲常”于庙门两侧，高度赞颂方致尧为国为民勇于献身的忠义之举。
李椿年在宁国县任职其间，清政廉洁，惠爱百姓，受到民众的高度赞颂，邑人向县衙大堂赠匾为“熙春堂”，赞扬他像太阳一样照耀宁国，给人以春天般的温暖。直到明嘉靖年间，县衙大堂匾额仍为“熙春堂”。
绍兴五年（1135）夏历四月，监察御史、江南东西两路宣谕史刘大中前来巡视，考核州县官员。在宁国县明察暗访，发现李椿年清政廉明，政绩卓著，深受县民爱戴。于是，向高宗赵构举荐，说他“练习民事，稽考税额，各有条理，请予重用。”五月，宋高宗召见李椿年，询问民间利害。李椿年答：“州、县不治，在不得人；若夏、秋两税，稍加措置，用度自足。”因为他没有为圣上歌功颂德，说话耿直，并未得到重用，只升任洪州（今南昌）通判。由此，他认识了时任洪州知州、后升任宰相的赵鼎和武昌军统帅岳飞。由于他们都是主战派，所以彼此志同道合。
绍兴五年九月，宋高宗再次召见李椿年，询问治国策略，李椿年凭在州、县经历，切合时弊，反映了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题，其中有“铨选之弊，员多编少；食货之弊，物重钱轻；所司之弊，吏强官弱。”并提出了精兵减政、考核官员、安抚民生与发展生产等措施。后来，他又上书：要求废除卖度牒（当和尚的凭证）的政策，认为那是收敛民财却失去民心的政策，是“割肉医疮，得不偿失”的政策。这一建议，得到宋高宗的采纳，由此，李椿年也得到宋高宗的赏识。不久，李椿年升任浙东路提举，驻台州临海县，任务是：清理州、县官署的“小钱柜”与欠税，以及盐业改制等。李椿年到浙东，没有挂“钦差大臣”的牌子，也不卖朝中大臣的面子，全心全意收集州、县与豪强、富户拖欠的粮钱。开始，有些官员与富户用吃喝、金钱、女色拉拢腐蚀他。他不吃请，不收礼。由于他办事认真，执法严谨，得罪了部份官僚、豪富，他们见拉拢不成便控告他。时任临海县令吕唐卿私下对李椿年说：“诽谤你的书信，一只书箱都装不下了！” 他坦然地说：“以身许国，砍头又怎么样！”。部份官僚又到京控告李椿年。绍兴八年（1138）三月，尚书、中书、门下三省联合向宋高宗奏言：“台州有匿名信控告李椿年刻薄等事，欲率众作过。”诬告他想率民闹事造反。幸好宋高宗知道李椿年的为人，便对三省官员说：“兵火以来，官物多有失陷，既差官检察，若稍有留心，便生诬毁。此必州、县所为。万一，兵火作过，当用兵剿杀。”驳回了奏言。从此，风平浪静，“后卒无事”。李椿年忠于职守，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征集钱粮任务，解了南宋王朝燃眉之急。
绍兴九年（1139）七月，李椿年任期满回京。时逢秦桧与宰相赵鼎政治上产生分岐，秦桧把赵鼎挤走自己当了宰相。由于李椿年与赵鼎志同道合，秦桧排除异己，不启用李椿年。一日，李椿年在西湖边偶遇岳飞。恰巧，岳飞来京要求吏部为武昌军物色一位善于理财的官员。经岳飞提名，朝廷调任李椿年任武昌军度支郎中，掌管军中钱粮。他组织军垦屯田、种粮、种棉，兴办纺织、被服、制药、兵工厂，为两年后岳飞率军北上收复失地，奠定了雄厚的物资基础。
绍兴十二年（1142）春节刚过，李椿年听到岳飞被害的消息，义愤填膺，声言面圣为岳飞申冤。他的堂兄李涧，时任吏部侍郎，久居京都了解内幕，告诉他：“你以为一个秦桧能够害死岳飞吗？”这句话把李椿年说懵了，未等他回过神来，又说：“你不是立志行经界吗？小不忍则乱大谋。”而此时，岳飞部将牛皋等正在准备起兵杀向临安，以“清君侧”为岳飞报仇。当夜，李椿年修书一封，派其从弟李延年快马加鞭送到武昌。牛皋接信后，觉得李椿年说得有道理，要识大体顾大局，以国家和百姓为重，便放弃了起兵的念头。没想到，此事后来却成了秦桧弹劾李椿年罪名之一——“私结将帅。”
同年五月，李椿年调任左司员外郎。他眼见官户、权势户乘战乱之机，大肆兼并土地，依仗权势不纳税，用分户与降低户籍等级来逃税，而贫困农户卖田之后，“产去税存”。税赋负担不均，严重地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过去平江府（现苏州地区）每年纳粮七十万斛，现在只有二十多万斛。那里既没有战乱又没有自然灾害，为什么呢？“欺隐也”。他决心革除时弊，根据孟子“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的政治主张，措置经界。在此之前，高宗与奸相秦桧杀害抗金名帅岳飞，与金国求和，议定每年向金国进贡大量金银与绸缎，急需要钱。宋高宗在战乱期间曾许诺停战后，减轻百姓负担。矛盾交错时，高宗又想起李椿年的“经界法”，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便于11月癸巳日召见李椿年，在场的有秦桧、参知政事程克俊。李椿年陈述了经界不正的十大害处，引经据典，举例说明 “经界正，而仁政行矣”，他侃侃而谈，十分感人。当场宋高宗赞扬：“椿年之论，颇有条理。”秦桧与程克俊见圣上已经表态，也都同意。三人决定专委李椿年行经界。十一月甲午日，在任命他的诏书中写到：“……秉德自信，不惑浮议，徇公减私，事无辞难。……以尔儒学登科，文艺盖众，深嫉虚名之无补，又资实用以济时，戡吏爱民，始于治县，抑强扶弱，久而益坚……”。
诏书高度评价了李椿年，任命他为显谟阁学士，两浙路转运副使，专行经界。李椿年带领户部仓郎王循友等官员到平江府（今苏州地区）搞经界试点。他主持以都为单位，令官户、民户各依式书写户主姓名、田地面积、四至、土色、丘段及来源（典卖或祖产），并附田形图。然后丈量，以五尺见方为一步，六十步为一角，四角为一亩，计算亩角，再登记田主姓名、人口和田的数量、质量、税额等，建立“砧基簿，”历时五个月返京。高宗见到合户籍、地籍、税籍为一体的“砧基簿”，做到了“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藉。”田主按籍纳税，官府按簿收税，清楚明了，非常喜悦，立即升任李椿年为户部侍郎，令他制定“经界法”。李椿年根据试点经验，撰写“经界法”二十四条。高宗又下诏书，将“经界法”推向全国，如有官员破坏、阻挠经界法，处以徒刑。又将经界所更名为“户部措置经界局”，统一指导管理全国土地、税务，审核各路、府（州、军、监）、县的经界档案。各州、县亦成立经界局或所，直接受户部经界局管辖。
“经界法”正紧张地在全国推行。不幸，李椿年的母亲于绍兴十四年（1144）十一月在杭州病逝，按照当时制度，他不得不卸任回乡“丁忧”（守孝）。户部侍郎一职，秦桧指定亲信王鈇代替。王鈇篡改“经界法”，把“丈量田地”改为“自行陈报”，把由下而上确定税额改为由上而下摊派税额，并暗增民税四成，还特别将浮梁县增税六成，破坏了“经界法”平均税赋、合理负担的原则。三年后，李椿年孝期已满，赴京官复原职，发现前几年推行“经界法”中出了纰漏，便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
“经界法”执行好的地区，清查出了隐田、挟户，达到均税的目的，效果很显著。它在不同程度上为安定民生、发展生产、缓和阶级矛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得到了广大农民和小地主拥护，也得到部分正直官员的支持。但是，“经界法”的实施，触犯了大地主和部分官僚的利益，他们群起攻击李椿年。绍兴十九年（1149）正月，一天早朝，正当李椿年向宋高宗呈报“经界法”推行情况时，秦桧怕他自己篡改“经界法”、假传圣旨、暗增民税的阴谋被揭露，未等李椿年话说完，即指使亲信殿中侍御史曹筠弹劾李椿年“求荐刘大中，阴交赵鼎，皆窍其权柄，漏其昵谈，今有国将之门倾危，朝廷尤为可虑。今经界已定，若不差官复实，则椿年私结将帅，曲庇家乡之罪，无以压塞众议。”宋高宗以“寝失本意”（意思是没有按原意办）为由，罢了李椿年的官，但并没有否定“经界法”。
从此，他被流放到江州（今九江）、宣州，直到绍兴二十四年（1154），也就是秦桧死的那年正月，被重新任命为宣州知州。其时，正在歙县紫阳书院读书的朱熹，敬重李椿年的品德学问，经常去宣州拜访求教，俩人志同道合。时年五十八岁的李椿年与小他三十四岁的朱熹成了“忘年交”。他对朱熹影响很大，后来朱熹在漳州任知州时，曾多次向孝宗、光宗上书，请求漳州、泉州、汀州推行“经界法”，继承与发展了李椿年的事业。
绍兴二十五年（1155）正月，李椿年任左中大夫兼知婺州（今金华）。他为了鼓励当地农民发展生产，效法西汉桑弘羊和北宋王安石，成立“平准务”。用官府余钱贷给农民，取二分息，有力地抑制了高利贷；并在自愿的原则下，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有力地抑制了豪商、富户屯积居奇与抬高物价；组织农民进行农副产品加工，办农民公所，代农民寄养当天卖不去的猪、羊。这一系列利国利民的举措，触犯了豪商、富户的利益，受到朝廷右正言凌哲的弹劾，诬告李椿年名为“平准务”，实则尽拢一郡之贷，侵夺百姓之利，复以官钱贷于民，日收其利。高宗仅听一面之词，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正月又一次罢了他的官。
那年他六十岁。他回家乡创办“新田书院”，教授乡间子弟，潜心易学，著书立说，付印的有《易解》、《疑问》二卷。
宋高宗退位那一年（1162），觉得亏待了李椿年。五月，特派被赦复职的胡铨任饶州知州，欲召李椿年赴京兼管吏、兵两部，封他为普宁郡开国侯，并封荫他的从弟李延年、胞弟李亿年与其子李柬、李易的官职。李椿年谢恩，以年老体弱为借口，婉言谢绝。胡铨于七月离任赴京复命。高宗见李椿年不就，也于九月让位于太子，自己当了太上皇。
孝宗隆兴二年（1164），李椿年在家病逝，享年六十八岁。
李椿年一生勤于政事，关爱民众，生活俭朴，立志改革，不畏强权，力行经界，为古代税收改革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成为南宋的理财专家。
明代，浮梁纂修《浮梁县志》，为李椿年立了传，并以乡贤名份，塑其像安放在孔夫子庙正殿后壁，享受祭祀。
明嘉靖《宁国县志》将李椿年列为“名宦”旌表，有传记。清乾隆时期宁国县举人、安庆府学教授仙焘为了缅怀李椿年，在其诗词《孔夫堂》中写道：“当时讲学地，谁祠李椿年。”
